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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出來的，也是從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中走出來的”。只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及其文化內涵、獨特優勢。同時，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綿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其所具有的五大突出特性即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不僅精準勾勒出中華文明的價值內核和獨特魅力，也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養和堅實的文化根基。基于此，深刻把握并充分彰顯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層契合與內在關聯，意義尤為深遠而重大。

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深厚根基。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在世界文明史上堪稱奇跡。五千余年來，從甲骨文到簡體字，從簡牘玉石到紙張印刷，從青銅禮器到航天重器，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清晰可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理解現代化進程亦是如此。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從中華文明中汲取治國理政的智慧，走出了一條獨具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理解“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僅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千百年來的治世理想；從“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領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不僅是現代化的發展需要，也是傳承千年的美好愿景；從“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體悟“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不僅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也是中華民族傳統生態哲學的現代表達……這種貫穿古今的連續性特質，使中國式現代化成功避開了現代化進程中常見的文化斷裂與社會失序，在保持社會長期穩定的同時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創造出人類現代化史上的奇跡。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強勁動力。中華文明本質上是一個充滿創新活力的文明。早在先秦典籍中，就有“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主張，意謂周雖然是一個古老國家，但上天賦予它新的使命，那就是要求它順應天命、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不斷革新。隋朝時期，隋文帝提出不要墨守成規，主張“國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禮”，要求在制定方針政策上，不斷進行革新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形勢。清朝康熙皇帝也提出：“因革損益，期于盡善，原無數百年不敝之法”，即國家制度應與時俱進，使其更符合實際，更趨完善。可見，勇開拓、求出新的創新思想早已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這種創新不是割裂傳統的憑空創造，而是“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智慧傳承。當前，這份創新基因愈發鮮活，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了獨特又強大的動力。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將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向世界展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大國盛世氣象，使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實現歷史性躍升。歷史與實踐一再印證，僵化固守只會處處碰壁，銳意創新才能迎頭趕上。因此，我們應持續不斷地為現代化建設注入創新因子，在前進道路上積極推動自我革新。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中華文明的創新性，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破浪前行的不竭動力，它讓傳統與現代共融共生，在歷史長河中不斷書寫新的時代華章。

中華文明的統一性為中國式現代化凝聚發展合力。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是中華文明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紐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文明長期的大一統傳統，形成了多元一體、團結集中的統一性。”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并且是一個保持著長期統一的單一制國家。秦漢時期，中華整體觀念得以孕育并確立。秦始皇掃平六國、一統天下，使人民看到“華夏一統”的現實。西漢時期，為強化大一統政治局面、推動其向縱深發展，漢武帝銳意推行制度變革，將“大一統”升華為核心政治理念，確立了其在政治思想中的主導地位。可以說，歷經兩漢四百余年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文明演進，“大一統”理念逐漸深植于中華各族人民的內心，成為堅不可摧、牢不可破的精神信仰。誠然，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分裂局面，但無論逐鹿中原的格局如何演變，每次戰爭的結局都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內在統一，使“大一統”觀念進一步強化。歷史一再證明，只要中國維持“大一統”的局面，國家就能夠強盛穩定，人民就會幸福安康。中華文明的統一性是融合民族特質與現代發展的關鍵密鑰，也是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開啟新征程的重要精神支撐，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為中國式現代化拓寬發展空間。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包容性特質有著深刻的文化淵源。《易經》作為中華文明的“智慧基因”，內蘊著“生生不息”“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的理念，這三者相互關聯、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對人生與世界的深刻洞見。儒家文化則強調“和而不同”“中庸之道”等，為中華文明的包容性賦予了倫理性內核。“和而不同”強調在堅守核心底線的基礎上尊重差異；“中庸之道”則以“執兩用中”的智慧，為協調多元關系提供了理性準則。道家文化提倡“道法自然”“無為而治”，旨在不執一端之見，容納多元存在形態，彰顯“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包容智慧，為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提供了精神支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沖突’，就可以實現文明和諧。”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包容精神的時代價值。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遵循一些西方國家所堅持的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的舊有發展邏輯只會加劇發展困境，而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包容性，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破解發展難題、拓展發展新局的獨特優勢。換言之，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為中國式現代化拓寬了內外發展空間。對內而言，有利于凝聚各民族的發展共識，形成同心同向的發展合力；對外來說，則有效打破文明的隔閡與壁壘，搭建互利共贏的合作橋梁，讓中國式現代化在與世界各國的良性互動中獲得更廣闊的發展舞臺。

中華文明的和平性為中國式現代化塑造價值理念。“和”在中華文化中是一個意蘊深遠的漢字，承載著穿越千年的文明智慧，蘊含著中國人對世界、社會、人生的深層思考與價值追求，貫穿于禮樂教化、精神信仰、身心修養等多個維度。例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凸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哲思；協和萬邦的國際觀，體現國家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相處之道；和而不同的社會觀，體現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的治理智慧；人心和善的道德觀，飽含修身立德、向善向美的價值訴求。在中華文明數千年的發展進程中，“和”的理念早已深深熔鑄成中華民族的血脈基因，塑造著中國人民的思想觀念與行為方式。在處世之道上，有“以和為貴”的包容胸襟，有“講信修睦”的價值取向，體現著對差異的尊重、對和諧的追求，成為維系人際和諧、促進社會融洽的重要文明密碼；在社會理想中，有“天下太平”“協和萬邦”的崇高追求，有“強不執弱，富不侮貧”“國雖大，好戰必亡”的古訓警示，深刻印證著和平發展是文明存續的必由之路。千百年來，“和”文化始終賡續不絕、生生不息，既是中華文明追求的目標，又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心之所向，當前已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重要標識。

（作者：萬資姿，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首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