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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綿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斷的燦爛文明。事實上，中華文明從誕生之初就深切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并形成了以此為核心的知識論與宇宙觀。中華文明何以綿續數千年而凝聚不散，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居中而治的政治觀以及崇文尚德的文明觀，這些對于天地人相互關系的思考，鑄就了中華文明，成為中國文化的精神標識。

科學與哲學的誕生

中華先民從百萬年前走來，終于在萬年以前創造了農耕文明，開啟了對天地的探索。農業的發生使先民必須關注腳下的大地，更要關注頭戴之上天，這是其成就文明的重要前提。發明農業的目的是為人類提供有保障的食物來源。在黃河和長江流域，寒暑更迭，春秋代序，僅靠采集或狩獵很難滿足生活之需，于是人們不得不探索新的生產方式，即人工栽培的原始農業。然而在寒暑分明的地區，一年中真正適合播種的時間非常有限，這就是農時。一旦錯過農時，便會造成一年的絕收，甚至威脅到氏族的生存，這意味著掌握農時對于原始農業具有關鍵意義。在數千年前甚至更早，人們通過仰觀天文來觀察時間，于是發展了天文學。精準地確定農時必須引入計算，數學得以發展。很明顯，農業的起源使天文學、數學和農學等成為最早誕生的古典科學，天文學則是其中最古老的一種。

天文學的起源首先表現在先賢對天文之變的掌握，日月星辰都呈現有規律的行天變化。但對于決定農時而言，最重要的天象標志莫過于龍星。龍星運行見伏有常，觀之授時以形成制度，這便是《周易》乾卦所講的內容。有關龍星的考古遺存已可上溯到8000年前。遼寧阜新查海發現了這一時期的巨型石龍，長達19.7米。河南濮陽西水坡原始宗教遺存則出土了由蚌塑的龍、虎、北斗和大火星組成的天文圖，距今6500年。這不僅提供了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星圖物證，而且直接證明龍的原型源出星象?？脊艑W證據表明，至遲到公元前五千紀，拱極星及二十八宿體系已經形成，分至四氣已經測定，陰陽合歷的歷法體系也已建立，中國天文學構建起了以北斗和四象星群為核心的五宮天官體系。

星象觀測直接影響到先民對天的形狀的判斷，星辰的運行軌跡為圓形，當人們仰望夜空，感到天穹有如張蓋，于是“天圓”的觀念逐漸形成。天蓋當然需要天柱支撐，而天柱觀念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已形成。對天圓的認識并不能解決大地的形狀問題，“地方”的觀念來源于對大地的空間測量?？脊艑W證據顯示，至遲在公元前五千紀，先賢對于方形大地的認識已經完成。濮陽西水坡45號墓的形制即呈“天圓地方”，而至公元前四千紀的紅山文化時代，“天圓地方”的蓋天思想不僅得到傳承，而且具有豐富的數術內涵，表明“天圓地方”的蓋天宇宙論真正建立起來。

敬授人時是豐稔有年的根本保證，人向大地索取材用，就必須先觀天象以求時間之法，故尊天親地，美報天地之恩，對天地的祭祀也就應運而生。遼寧建平牛河梁發現紅山文化的圜丘與方丘為5500年前的天地祭壇，圜丘為圓形，方丘為方形，祭天奉璧，祀地獻琮，無不體現所祭必象其類的禮儀宗旨。

先賢對天地的探索不僅具有科學意義，更具有哲學意義。天地間充滿氣，氣就是風，這種觀念在9000年前就已形成。先賢創造十二律，以不同的律管候氣定時，分別陰陽，完成了陰陽思辨。這種對于氣的認知顯然影響著他們對天地本質的判斷，反映了先賢對于宇宙的本質為氣的科學認知。

地理規劃與居中而治

先民最早形成的知識體系是他們對空間和時間的有意識規劃。中國傳統的時空關系表現為空間決定時間，這意味著對空間的規劃其實是一切制度建立的基礎，這使辨方正位的工作有了特殊意義。

原始的表稱為“髀”，它是一根直立于平地的桿子，桿子的投影隨著一天中的時間變化而游移?？脊艑W證據已將這種測影的歷史上溯至8000年前甚至更早。當表以石制成的時候，那就是碑，湖北秭歸東門頭出土了距今約8000年的石質碑表，上面的圖像顯示出從人體測影到碑表測影的轉變。

對空間的認知僅停留在四方五位的階段顯然不夠，要建立更完整的空間體系，就必須認識比五方更多的方位，那就是東北、西北、東南、西南四維，從而發展出八方九宮的空間思想。柳林溪和西安半坡出土7000年前的陶器上都繪有精致的九宮圖像，證明中國古人對空間的規劃在那時已經完成。

無論是五位還是九宮，都體現著上古先民的天下觀念。五方呈現的天然土色造就了固有的方色理論，其落實于太社，便形成以五色土象征天下的觀念。九宮則是九州地理的思想基礎，史載夏禹敷布九州，事見于西周金文。作為夏代王庭的二里頭遺址，其布局恰呈九宮及洪范九疇的制度安排，顯示夏人對其始祖大禹功烈的繼承，而且于王庭再現九州更具有了天下王權的象征意義。

傳統政治觀與宗教觀都更強調五方九州的中央，這是居中而治政治制度的反映?；谟^象授時而形成的王權必以天命神授為特征，授予王權的上帝居于天的中央北極，那么配帝在下的人王就必須居于地的中央，如此才能實現人王與上帝最直接的聯系。天地之中的選擇需要通過測影來完成。據《周禮》記載，以八尺表測影，夏至正午的影長為一尺五寸，其地即為天地之中。這個地點在夏代晚期被確定在嵩山，今河南登封告成鎮還留有傳為周公校定地中的測景臺。事實上，天地之中即九州的中州。這種由居中而治所強調的“中”的思想廣及政治、宗教、哲學與科學，成為中華文明的象征，其奠定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強化了居中者傳承中國文化的使命。

崇文尚德之文明觀

人類文明的根本問題是成人之道。個體的文明決定了群體的文明，最終成就社會的文明。先賢以道德為成人之本，知識為立身之本，禮儀為治世之本，是為中華文明的三要三本。

成人乃在以文德修心，文德以誠信為本，而誠信思想則形成于觀象授時?！吨芤住での难浴罚骸耙婟堅谔铮煜挛拿??！鼻悦枋鳊埿堑男刑熳兓?，其中的“見龍在田”是指龍星角宿昏見東方的天象，這是農作周期開始的標志。事實上，龍星的位置變化及其與時間的對應關系穩定而持久，這使龍星有了建時的作用。與此同樣重要的建時方法還有立表測影，其甚至提供了比觀測星象更精確的計時結果。這一觀象實踐揭示時間的變化規律，從而引發先賢萌生思考：時間和我們從無約守，卻如期而至，從無差爽，初民據此耕作，屢獲豐稔，于是終于認識到時間具有誠信品德，并以信為文德修養自己。古人以為“至信如時”，即是這一事實的反映。

中華文明注重以文德修心，故先賢所言之“文”既是文德，更是文明。“文”字本作人正立而明其心，體現了以文德修心的成人之道。古人并不認為人獸有著天然區別，如何建立人別于禽獸的標準，塑造文明之人，體現的即是文明的思考。先賢認為，以文德修心，才能擺脫禽獸而成就為人，這種心懷仁德者為人的文明觀傳承至今。

8000年前的觀象活動為誠信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千年之中，先賢對人獸標準的思考已經完成。柳林溪遺址出土的陶器不僅繪有九宮圖，而且與九宮相配的還有八組“五田文”，對應八方空間，且八個“文”字充為四維，這種將文德思想納入宇宙觀體系的做法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獨有特點。

“五田”是謂五方土田，也就是天下，“田”則具有農業的暗喻，乾卦的“見龍在田”即通過“田”字強化觀象與敬授農時的聯系，思想一脈。如果“文”字的意義就是文明，那么“五田文”所表達的思想顯然就是“天下文明”，其與數千年后《易傳》的思想若合符契。

以文德充為四維的宇宙觀具有深厚傳統。四維之名源于“天圓地方”的宇宙觀，蓋天說認為，半球形的天蓋扣在方形的大地上，如果不能加以固定，則勢必地動天搖，所以必須以維繩將天蓋拴系于大地的四角，于是大地的四角即名四維。中華文明的宇宙觀始終將天地人合為一體思考，四維的作用在于穩固天地，而道德的作用在于穩定人類社會，四維也就被賦予道德的意義。柳林溪先民以文德之“文”充為四維，這種做法體現出先賢將文德思想賦能于四維的思考，由此發展出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的思想傳統。

天人合一的宇宙觀

人類社會的歷史并不只是人類自己的歷史，實現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這種旨在實現天地人同節的宇宙觀就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是由其認識論決定的，先賢將這種認識論概括為“格物致知”，強調知識與思想來源于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華文明實際是一種探求真理的文明?！吨芤住は缔o下》講“天地之大德曰生”，所以生是人類的永恒主題。祈生不只限于農作豐收，更重要的是人類自身生命的延續。在生產力水平相當低下的遠古時代，人類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十分有限，要想保持生命的長久及社會的發展，唯一的選擇就是與天地同節，順應自然。事實上，動植物生長消亡的規律即體現著與天地同節的變化。寒暑更替的四時節律就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種變化規律可以通過先民的長期觀察而認識，由此發展出的五行思想體系展現了先賢認識客觀世界的超凡智慧。

天時變化是為大經，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與此相適應的政令觀則是順時施政。《禮記·中庸》強調“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禮記·月令》更詳定各月用事宜忌，以制度的形式規范人們的行為。先賢以為，順時施政則陰陽和，風雨調，國泰民安；違逆天時則陰陽不和，風雨無時，國亂民貧。因此，順時施政實際是古人追求的合于天地之道的神圣抉擇，是關乎國家治亂的根本制度。

自然觀與政治、宗教、哲學的結合便形成了中和守正的思想理念。中和思想一源于觀象，一源于農事?！爸小弊值膭撛煸闯隽⒈頊y影，其求槷柱端正不偏，中正洽宜，這是“中”的本義。儒家據此建構了中庸哲學，陰陽家據此建構了中和哲學，傳統政治據此形成了居中而治的政治制度，影響深遠。而“和”則出于人們對粟米食性的認識?！昂獭笔浅墒焖谧鞯南笮挝?，先民很早就已懂得粟性平和，與身體和諧，久食無憂，是為嘉谷。顯然，中和思想體現的正是對和洽適宜的思考，是為天人合一思想的發展。

追尋天文學的起源意味著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把握文明的誕生和發展的脈絡。今天的中國是從歷史的中國中走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使歷史與現實難以割裂。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宇宙觀，鑒古知遠，對于認識和理解燦爛悠久的中華文明、進一步堅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馮時，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中國古文字學概論”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本文完整版收錄于《中華文明的精神追求》，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編，中信出版集團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