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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題中應有之義，乃是發揚中國學術的世界意義，而非單純強調其本土價值。從中國歷史與現實，及其豐富的文獻材料中提煉出具有普適性、標識性的概念，建構出一整套以之為基礎的方法、學術和思想體系，不僅呈現中國文化的豐富性和巨大理論潛力，也可為其他文明研究者貢獻方法和理論工具，為重新認識人類文明的歷史、現實和未來提供新的范式，這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價值和意義所在，也應是我們充分擁有的文化自信。故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除了需要突出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外，還需要兼顧其普適性，使之能夠進入全球學術的交流與對話之中。僅有主體性而缺乏普適性，知識體系容易陷于封閉；而普適性的實現，則有賴于跨文化的溝通與翻譯。在這一點上，將“世界漢學與中國學”作為學科來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涵蓋了海外漢學在多語言、多學科環境中所推動的中國研究成果，更強調將中國學者與海外學者共同置于全球學術網絡之中，推動對中國的理解進入多元、互動的對話空間。因此，“世界漢學與中國學”對于中國人文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不只是外在助力，而是其走向開放與普遍的必要條件。

然而，中國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仍面臨結構性局限。除比較文學、世界史、西方哲學等少數學科外，多數學科尚處于全球學術網絡的邊緣或尚未進入這一網絡。以文明研究為例，在當今世界幾大重要文明體的研究中，只有中國文明的研究保持著獨特的語言封閉性：兩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臘、古波斯、古印度等文明研究的主要工作語言多為英語（并輔以其他西方語言），因此形成了較為開放的國際學術交流格局；中國文明的研究則主要依賴中文，其研究成果受此限制，很難在全球學術共同體中得到充分的對話與回應。人文學科雖然不能直接作用于社會經濟發展，卻是構成文明形態和文化特征的重要知識體系，因此，研究體系和研究方式的封閉，不僅限制了中國文明研究的發展潛力，也成為文明交流互鑒道路上的掣肘之一。

不僅如此，在中國人文學科各專業相對獨立的學術體系內部，學者們因為擁有共同的知識背景與學術語言，能夠順暢交流；一旦跨越專業邊界，學者之間難以形成有效的人文學術對話或深度互動。若外語能力不足，研究者便難以及時把握國際學術前沿動態，也無法充分參與國際人文學術交流；若中文功底薄弱，研究者又不易與專攻中國文學、歷史或哲學的同行展開實質性對話。相較而言，海外高校及研究機構中的漢學研究雖僅占人文學科或東亞研究的一小部分，但其整體學術環境強調多語言與多文化研究，對語言能力與文化視野較為倚重。海外漢學家大多掌握中文及英、法、德、荷等主要歐洲語言，甚至涉獵歐亞或近東的宗教語言及少數民族語言，還可通過研究助手深入研讀中國經典或開展田野調查。他們既能與不同語言文化區域的研究者進行對話，又可跨越學科壁壘推動知識融合，在中西學術交流中扮演橋梁角色。盡管新一代學者外語能力不斷增強，人工智能技術也在逐步消解語言障礙，但中國學界在跨專業對話與國際交流方面仍面臨諸多現實局限。因此，海外漢學的經驗與方法，對中國人文知識體系更好地融入全球學術共同體，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理解海外漢學的價值，需要回顧其歷史與概念淵源。“漢學”廣義上涵蓋對中國語言、歷史、文化、哲學、宗教及藝術等人文知識領域的學術研究；狹義上則專指基于語文學方法、聚焦中國古代經典文本的專門研究。東亞地區對中國古典的研究也常被納入“漢學”范疇，如日本的相關研究常被稱為“日本漢學”。由于日本、韓國和越南在歷史上長期處于中華文化圈之內，這些地區與中國本土的研究共享相近的學術范式，并一直保持密切交流。進入20世紀后，日本的中國古代研究逐漸引入西方理論與視角，但絕大多數研究者仍深受中國經史傳統與詩賦教養的熏陶，他們研究的問題也多以文獻釋讀和考證為起點，實際上仍然延續了古典學術傳統。因此，嚴格來說，英文的“Sinology”一詞宜專指歐美學術界的中國人文研究。

歐洲漢學最早可追溯至16世紀歐洲傳教士的相關活動，至19世紀逐步發展為成熟的學術體系。自20世紀以來，歐美漢學越來越傾向于擺脫單純的語文學和譯介模式，轉向更具問題意識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一些歐洲漢學家（尤其是德國學者）遷往美國，美國又因國家戰略的需要大力發展重點高校的漢學和中國學機構，由此全球漢學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美國逐漸取代歐洲成為漢學重鎮。其研究對象也跨越文本釋讀，廣泛涵蓋中國文化、宗教、社會與思想等多個層面。作為西方學術體系內的一個分支學科，海外漢學以西學范式來究中國材料，其預期讀者主要是西方學者，在此層面上，海外漢學不僅是中外文明交流與互鑒的橋梁，也是溝通中外學術和知識體系的重要渠道。

當然，近幾十年來歐美的漢學研究，特別是北美漢學漸漸遠離古典語文學傳統，其實際學術價值越來越引起國內學界的懷疑，已經不是年青一代學者所追慕或取法的對象。但海外漢學的價值主要不在于學術層面的貢獻，而是其處于中外學術體系交叉區域的“區位價值”。它就像是一個展現中國材料和中國問題特殊性與理論潛力的試驗場，我們從中可以發現哪些問題是中國特有的，哪些問題有普適性，哪些問題只關涉具體現象，哪些問題具備理論統攝力量。簡言之，海外漢學研究體現了從多個角度理解中國傳統的可能。

換言之，海外漢學提供的研究路徑，不僅讓我們看到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多種可能，也揭示了固有人文學科知識體系的局限。當代中國人文學科的學科體系奠基于20世紀初，伴隨現代大學制度建立而形成，以歐美學科劃分為基礎、以教學和研究為主要內容。這一體系為中國學術現代化奠定了基礎，但其結構和范式延續19世紀西方學術模式，對學科發展形成一定制約。這一知識體系可溯源至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主義和浪漫主義，內核主要來自18世紀中晚期興起的浪漫主義傳統。這種傳統影響了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概念、范式和問題意識，甚至還影響到了我們對“自主性”的理解。

以“文學”為例，自20世紀初以來，中國學者所理解的“中國文學史”至少包括以下主要特征：詩歌是主流且有著獨特的抒情傳統；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學之原初形態多為民間文學，文學發展的歷史是文學不斷由俗而雅的過程；評價作家以創造性為核心標準等。這些判斷的觀念框架均來自浪漫主義。事實上，如果我們回溯到1900年前，中國學者最重視的文學形式并非詩歌，而是文章；研究對象也不是民間文學，而是經史著作。除了強調獨創性外，他們同樣高度重視對經典的模仿。翻閱張之洞的《奏定大學堂章程》即可發現，在當時的“中國文學”課程設置中，我們甚至難以看到詩歌或唐宋以后的作品。學者們今天所宣揚的中國文學特征，其實是源于歐洲浪漫主義視野下的中國文學，而非完全承襲中國本土傳統。

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國人文學科的現代化進程與拉美學者所揭示的“依附性發展”存在某種相似。安德烈·岡德·弗蘭克曾指出，外圍國家的現代化并非自主生成，而是在不平等的依附關系中被動塑造，其結果是“依賴的發展導致不發展”。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則進一步強調，即便在依附條件下也可能出現發展，但這種發展必然受制于結構性約束。若套用到人文學科的場域，可以說，中國自20世紀初雖在西方浪漫主義傳統與學科范式的影響下開始了學科建制與體系化，但這種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依附性現代化”，它既推動了人文學科的發展，也限制了我們對自主性的理解與實踐。但也恰恰是海外漢學所開啟的中外對話，幫助我們更清晰地認識中外差異，同時促使我們思考現有知識體系中可能存在的陳舊觀念。當然，本文并非否定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是意在指出這些成就與“依附性現代化”知識框架之間的可能關聯。

近十年來，隨著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海外漢學和中國研究的力量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衰退。除了歐美頂尖大學，許多高校的漢學教職崗位和研究經費都在減少。美國華盛頓大學、威斯康星大學等長期擁有較強漢學傳統的高校近年來在漢學領域已呈明顯衰落之勢。而海外學者和普通公眾對中華傳統文化及經典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漢學家的研究成果。因此，漢學地位的下降，很可能影響中華文明在國際學術界和公眾視野中的關注度，也可能減弱中外文明交流的活躍程度。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學界提出了“世界中國學”（GlobalChinaStudies/WorldSinology）概念，希望借此突破海外漢學與中國本土研究之間的壁壘，不再完全沿用“海外漢學”的路徑，中國學者可以參與并主導知識生產和話語權，從而構建一種既立足中國、又面向世界的全球性中國研究學術共同體。不少學者認為這標志著中國研究從以西方學者為主導的“他塑”模式，轉向中外學者共同參與的“互塑”模式。盡管這一進程需要不斷調整概念、創新理論，但它為中國人文學科擺脫歷史困境、實現成熟發展提供了可供參考的路徑。

當前，海外漢學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四百多年來，海外漢學積累的研究經驗、方法和成果——如文獻整理、翻譯和跨文化比較，不僅推動了中外學術交流，也為“世界中國學”發展提供了借鑒。在此基礎上，世界中國學跳出“西方—中國”的單向視角，強調中國學術與世界學術的互動，將有關中國的研究置于全球知識體系之中。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不僅是研究對象，也逐步成為知識生產的主體和理論創新的源泉。海外漢學作為橋梁，幫助中國學者吸收研究方法、拓展學術視野，為構建自主的人文學科體系提供方法論和制度經驗；“世界漢學與中國學”則進一步整合經驗，使中國學者能夠更自信地參與全球學術對話，實現學術自主與話語權提升，并推動跨學科知識有效融合。最終，通過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并持續開展跨文明對話，中國學者有望建構出既具有中國特色、又具全球價值的自主知識體系。

（作者：張靖，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