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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觀看一位如蘇軾般的文化巨人？當后世的目光多聚焦其文學成就與人生沉浮，《東坡之眼》一書卻獨辟蹊徑，引導我們透過一方別樣的棱鏡——藝術之眼，重新凝視這位北宋全才的生命軌跡與精神宇宙。本報記者近日專訪了該書作者金哲為。透過這雙“東坡之眼”，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中國繪畫黃金時代的生成，或許還有一份如何在變幻世界中自處與奮發的古老智慧。

何謂“東坡之眼”

記者：“眼”常被視為神魂所注。與其他文人相比，蘇軾這雙“眼”有沒有什么獨特性？

金哲為：書名《東坡之眼》中的“眼”，取自蘇軾“次韻李端叔謝送牛戩《鴛鴦竹石圖》”中的詩句“知君論將口，似予識畫眼”。蘇軾在此向同僚李之儀提及的，正是自己鑒賞繪畫的“眼力”。本書正是從藝術與繪畫的視角進入蘇軾的世界，此書名恰切點題。

觀察蘇軾的一生，恰如在他眼睛的“一睜一閉”之間。從少年到晚年，他始終在“看畫”，而每個階段所見，都對應著他當時的處境、思想與情感。他將自己的目光如此聚焦、如此持久地投注繪畫世界，這是其獨特之處。通過他的“眼”，我們也能窺見他生命的歷程。

北宋是中國繪畫的巔峰時期。我曾希望找到一個合適的人物，借他的“眼”去見證那個巔峰時代的形成。蘇軾無疑是最佳人選。

記者：選擇從藝術史角度勾勒蘇軾的一生，而非傳統的文學或生平傳記，是否有一種重新“觀看”與“定義”蘇軾的意圖？

金哲為：無論是學習歷史還是了解文學藝術，蘇軾都是無法繞開的人物。后來，當我研究沈周乃至元明清的文人畫家時，發現他們最終都需回溯到蘇軾。很多原始的繪畫理論，正是由他提出，后世脈絡常要以他為源頭。

通讀蘇軾的詩文集，我發現其中存在大量與繪畫相關的內容。有的比較隱晦，有的則很直接，比如他的題畫詩。還有許多地方，他運用典故已十分嫻熟，讀者若不留意，可能不會意識到其實是在談畫。

如今我們常把蘇軾推上神壇，視其為偉大的文化符號，卻較少關注他是如何“煉成”的。他絕非一蹴而就，必然經歷了大量觀畫、交流、受指點、吸收靈感的過程，其各方面創作與思想融合，才最終形成我們今天所知的形象。

很難說是要“定義”蘇軾，我更愿將這次寫作視為一次“重新觀看”，試圖揭示以往未被充分注意的蘇軾的面目，并探尋這些面目之間內在的、有機的聯系。

“枯木竹石”中的道與藝

記者：蘇軾半生困頓漂泊，與其“不合時宜”的藝術表達有關系嗎？您如何理解這種“人生厄運”與“藝術幸運”之間的關系？

金哲為：我所說的“不合時宜”，是指蘇軾筆下推崇的“枯木竹石”。他曾將這三者并稱為“三益友”。竹是“寒而秀”，在冬天百木凋零時仍保持風骨；木要“瘠而壽”，唯有枯瘦、不為世所用，才能得享長壽；石則須“丑而文”，以崎嶇不平為美，光滑圓潤反而失去意趣。單獨看，這三者在其各自范疇中似乎都是“不合時宜”的存在，但蘇軾卻將它們組合入畫，視作彼此知音。

蘇軾十分認同老師歐陽修“詩人少達而多窮”的觀點，即文人往往因處境困頓而創作愈精。他晚年在《自題金山畫像》中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若論實際政績，蘇軾在杭州、密州、潁州等地任職時更有作為，而黃州、惠州、儋州皆為其貶謫之地，難有施展空間。他卻視這三處為平生功業所系：一是貶謫狀態使他得以遠離政務，完成心中最重要的著述，如《東坡易傳》《東坡書傳》《論語說》均在海南最終修訂成稿；二是這三段經歷塑造了后世所知的蘇軾——如今許多人未必清楚他曾任潁州、揚州，卻幾乎無人不知黃州、惠州與儋州。

歷經仕途坎坷，蘇軾更懂得如何安放自己的思想。繪畫成為他無法通過常規渠道表達思想時的替代空間。尤其在宋代王安石新儒學占據主流的思想環境下，藝術反而為他開辟了一片可耕耘的天地。

這也回應了我為何寫這本書。最初或許只為探討繪畫，但深入其中便發現，蘇軾論畫的標準、評人的尺度，從來不止于藝術。其背后與他的政治理念、哲學思想、文化立場貫通一致。在這個意義上，他人生的“厄運”恰恰成就了其藝術的“幸運”，也讓后人得以通過畫眼，窺見他更完整的精神世界。

記者：在詩畫、書信的只言片語間解讀其畫論體系與藝術精神，如同在碎片上架設橋梁。您認為其中的難點是什么？

金哲為：首要的困難在于尋找與匯集。蘇軾關于繪畫、收藏的見解，大多散見于給朋友的書信、詩歌或某篇雜記中，且往往并非專為論畫而作，因此材料非常零散。不僅如此，還需要盡力還原他可能見過的“畫”。有些經歷他未必寫入文字，這就需要考證他去過的地方、交往的朋友及其收藏，嘗試構建一個屬于蘇軾的“視覺經驗庫”。此外，由于他常嫻熟化用典故，許多表面上與繪畫無關的文字，實則暗藏畫論，解讀起來頗為晦澀，需要仔細辨析。

第二個難點，在于找到其思想中“一以貫之”的精神內核。理解蘇軾的藝術精神，必須追溯其源頭，即塑造他世界觀與行為準則的儒家經典，尤其是《易經》。我自己也因為研究蘇軾而去研讀《易經》，發現他應對人生順逆的許多選擇，幾乎完美契合了《周易》所倡導的君子處世之道。他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典范。

因此，我的工作有點像從一片葉子追溯到枝干，再回到滋養它的土地，但最終仍需回到那片葉子本身，完成閉環。

在“知時”與“天命”間

記者：為寫作此書，您從２０２１年底就展開了有計劃的閱讀。長年沉浸在蘇軾的世界，是否有過某個與其“靈魂共振”的時刻？

金哲為：這樣的時刻非常多。蘇軾就是這樣，了解得越深、閱歷越豐富，重讀時的感悟就越是不同。我認為他骨子里是極為入世、積極踐行儒家精神的君子。無論身處何種境遇，他總能豁達面對，保持內在的堅定。

以前我對蘇軾的印象比較模糊，常將他的成就歸因于天賦或性格。但深入研讀后，我發現他始終恪守著一些根本準則：比如做人上的“直道”，他并非不明世事的“不合時宜”，相反，他是一個非常“知時”的人。所謂“知時”，在于他能在不同境遇下作出恰當的應對，并安然處之。這并非隨波逐流，而是深刻洞察現實后的主動選擇和持守。

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也是我心中蘇軾形象逐漸清晰、簡化的過程——穿過他多樣的面目，抓住那根“一以貫之”的精神主線。無論外界如何變遷，他的生命始終圍繞這個核心展開。

記者：透過一幅幅畫作和背后的文人交往趣事，您看到的宋人精神世界，整體上具有怎樣的氣質與內核？

金哲為：最突出的一點，或許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樂天派”。無論遭遇何種困境，他們似乎總能以樂觀、通透的態度去面對。較之唐代文人常有的深沉悲慨，宋人更顯出一種理性而達觀的調適能力。

此外，宋人非常善于從與自然的相處中獲得啟示與精神滋養。無論是蘇軾、文同從墨竹、枯木、怪石中體悟生命態度，還是王詵、宋迪通過寄情山水來治愈心靈，抑或李公麟借畫馬寄托對人世的理解，他們都在自然世界中尋找靈感，并通過觀察與描繪，試圖理解萬物運作之“理”。這又與《周易》的智慧相通——世界始終處于變化之中，君子貴在知時處變。

宋人，尤其是以蘇軾為代表的士人，其實非常相信“天命”。這種“天命觀”并非消極的認命，而是一種深刻且積極的信念。這種觀念或許可以追溯到蘇軾的父親蘇洵。蘇洵在《上田樞密書》中寫道：“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他認為上天賦予自己特定的境遇與稟賦，絕非偶然，其中必定蘊含某種用意與使命，即“天將降大任”的意味。這并非被動承受命運，而更近于孟子那種“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的主動承擔精神。蘇軾深受此影響。他在總結自身遭遇，如烏臺詩案后的貶謫時，曾表達過這樣的思想：困境多是“人惡”，并非“天窮”。他相信造化的安排皆有深意，自己所經歷的一切都有其必然的目的。基于這種信念，人自然不應怨天尤人，而應思考如何積極回應當下的處境。

這種微妙的“信命”與“盡性”相結合的狀態，在蘇軾對《柏石圖》的詠嘆中體現得尤為典型。這幅畫描繪了一株柏樹生長于兩石之間的狹縫中。蘇軾提到，韓愈認為柏樹既然被巨石所困，難以長大，不如移栽平地，即便傷根，終有長成千尺高樹之日。但蘇軾認為，此畫的立意恰恰在于“嘲諷”韓愈的這種想法。“天命本如此，豈有可移理。”如果柏樹的天命就是生于石間，那么“與石相終死”便是它應有的生命軌跡，何必非要移栽？蘇軾所信奉的“天命”，是一種讓人在認清必然性的同時，依然能煥發最大主體性與積極性的精神資源。它不是“老天為何如此對我”的憤懣，也不是“我就這樣了”的放棄，而是“既然老天如此安排，那我便在此境遇中，活出最飽滿、最富意義的狀態”。這種在接納中進取、在限制中舒展的智慧，正是其精神世界中極為深刻而獨特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