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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八年（1181年）三月的浙東地區，伴隨著接續不斷的大雨，成了一片汪洋澤國。

基于南康軍賑災的成效，三月二十五日，51歲的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受命主持賑災事宜。

關于嚴重的災情，朱熹曾在給呂祖謙的信中憂嘆：“聞浙中水潦疾疫，死者甚眾，聞之使人酸鼻。”而今，適逢其會，兼濟天下蒼生，正好可一展身手。

一

事無準備不立。經歷過南康軍賑災時個別官吏的橫征暴斂、中飽私囊等棘手問題的朱熹深知，在這么大的范圍賑災，最好能得到宋孝宗趙昚的首肯或支持。于是，朱熹上書請求赴任前入都奏事。但直到十一月二十七日，他才得到孝宗的召見。

救災如救火。延和殿上，因入都前經衢、婺、紹興時已詳細探尋各地災情，朱熹對此已了然于胸，于是面奏七札，對賑災措施進行了全面陳述。盡管孝宗置詞不多，實際上也未給予多有力的支持，但終究“上為動容”，朱熹還是得到了一些“恩準”，可以放心大膽地去做一些事情了。

按照慣例，賑災多采取“權免稅役”“蠲減租賦”等措施，即免去先前積欠的租稅等。這一次，可能鑒于災情的嚴重，又“官出南庫錢三十萬緡”賑濟。這一數額其實不算多，大約可以買2500萬斤米，按照當時七州的人口算，大約人均11斤米，可見只是權且救急。

對此，朱熹的謀劃是勸諭上戶獻米（可以蒙恩補授官職），再加上朝廷撥款，大體能渡過劫難。但思慮細密的他沒有意料到，一場大的災難正突襲而來。

朱熹擔任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的一項重要職責就是“巡歷覺察，禁止私販，按劾不法”。第二年七月十六日，風塵仆仆趕路的他道遇臺州流民47人“扶老攜幼，狼狽道途”，問之原因，皆云“旱傷至重，官司催稅緊急”所致。又因問知臺州的唐仲友“多有不公不法事”。情急之下，朱熹上了按劾的第一狀。二十三日，一到臺州，又馬不停蹄地寫了第二狀，具體解釋唐仲友如何催逼：此人將朝廷規定交納夏稅的期限提前了2個月，派人四處催逼；甚且天臺縣僅納了一半左右，其知縣趙公植就被捉押到臺州，強令交納換取。進一步“密切體訪”，審問、核實后，又上了第三狀，進行詳細的陳述，共24條。這是朱熹彈劾的重點，概括來說，就是唐仲友多方盤剝，一郡皆以為苦；“以饋送為名”，盤織了一張地方、朝廷的關系網等。

但這三道彈劾，都被宰相王淮扣押，藏匿不報。等了十多天后毫無動靜，八月八日，朱熹又上了第四狀。這相當于對第三狀的補充，通過審問相關人犯一一確認情節。但面對審查，唐仲友竟將關鍵的證據“公庫簿歷（賬本）收藏，追索不出”，公然抗拒，最后只得根據“唐仲友拘守不盡草簿”來核查。朱熹不肯放棄，又上了第五狀，直指唐仲友“狂悖無忌憚之氣”是因背后龐大的關系網，具體來說，就是宰相王淮之妹是唐仲友弟弟的妻子，在背后為其撐腰。這一明言，其實是朱熹的破釜沉舟。所以，八月十四日，朱熹再上了一道《乞罷黜狀》，直接陳明唐仲友不過是想“拖延旬月，等候赦恩”，來逃避懲罰。但九月四日，朱熹竟知自己已被剝奪浙東提舉半個月了。他如夢方醒，這就是個騙局。于是，他搶在詔命正式下達到處州時，憤而上了第六狀，表明自己絕不低頭的決心。

二

對唐仲友的罪行，朱熹通過親見、路遇察問、拘人審訊、鎖定關鍵證據（賬本）、不厭其煩地多方調查、探訪等，也即其所強調的不辭辛苦，“密切體訪”。

那朱熹所彈劾的罪行，到底重不重呢？

主要看兩大方面：其一，多方盤剝十二萬貫。臺州時轄四縣（寧海、天臺、仙居、黃巖），與今大體一致，臺州的經濟情況實為一般，《嘉定赤城志》卷七就徑直言掙錢的頂梁柱“茶場既廢二鹽監改隸他郡（歸他州管轄）”，僅有措置得宜，方可“使州用無匱而民力不傷”，但一般很難做到。前不久，淳熙二年（1175年），知臺州的趙汝愚就感慨“凜凜然若履薄冰之上，而進退維谷也”。趙汝愚一心為臺州，在任上曾極力重修事關臺州安危的城門。1173年，知臺州的尤袤也寫過《臺州》詩，傾訴其官臺州的不易：“百病瘡痍費撫摩，官供仍愧拙催科。自憐鞅掌成何事，贏得霜毛一倍多。”兩年間，因悉心操勞，尤袤兩鬢白發竟添了一倍多；還因不愿多催逼百姓，拖欠國庫錢財長達8年，因此被“特降一官”。這種情形下，唐仲友能理財、貪污到如此之多的數額，確實是“不容易”了。同樣據《嘉定赤城志》載，上供的折帛錢不過二十二萬六千余貫，經總制錢十五萬六千余貫。這樣看來，唐仲友一年盤剝的幾近上供的經總制錢，確實是一個巨大的量。

其二，縱容、威逼蔣輝造假幣，更是殺頭的重罪。據南宋的會子法令，“敕偽造會子犯人處斬。賞錢壹阡貫”（國家博物館就藏有一貫面額的會子銅印版）。

這都是重刑。但是，在朝中右相王淮的斡旋下，陳述唐仲友累累罪行的第二、三、四狀被壓下，只有寥寥數語的第一狀同唐仲友詳細的自辯呈報給孝宗，整件事被輕描淡寫，這只是“秀才爭閑氣”，類似吃飽了撐的。

某種程度上，這正中孝宗下懷——因朱熹前前后后上了那么多的奏折，甚且在延和廷對時，還專意斥責孝宗拒諫聽讒、文過飾非等惡習，甚至上升到君主一心不正的高度——顯然是以理學家的準則來苛求皇帝，已經惹得孝宗內心有絲絲不滿。這回正好能擺脫，落得個耳根清凈。于是，為了堵住天下眾人之口，唐仲友被免職（其他從犯沒被發落）。

憤怒之下，朱熹只有用辭官歸隱來表達最后的抗爭，掙得一些顏面。在這張用宗法血緣的姻黨與官僚特權編織的封建巨網面前，朱熹在《辭免江東提刑奏三》中已有清醒的認識：“臣所劾贓吏，黨羽眾多，棋布星羅，并當要路。自其事覺以來，大者宰制斡旋于上，小者馳騖經營于下……其加害于臣，不遺余力”——他注定以失敗告終，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不過，朱熹贏得了公譽，一代名士陸九淵在給陳倅的信中就贊揚“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政一事，尤快眾人之心”；耿直的陳亮也說：“物論皆以為凡其平時鄉曲之冤一皆報盡。”

是非曲直，自有公道。這款款陳曲，正見出民心所向。

只是，當朱熹決計再次回到秀美的武夷山九曲溪的武夷精舍隱居，從此“杜門讀書，自余真可付一大笑”時，他不知道的是，吏部尚書鄭丙已上了一道奏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監察御史陳賈也曲意附和——一場更大的風雨，針對道學、席卷全國的“慶元黨禁”已悄然拉開了序幕……

時日雖逝，仍不由得讓人掩卷而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