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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進一步對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工作作出系統部署。在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總目標上，《決定》指出：“聚焦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發展體制機制，推動文化繁榮，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這進一步彰顯打通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脈絡的重要性。著力推進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共同繁榮，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建設文化強國、實現國家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

　　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共同繁榮事關民生國運。《決定》強調：“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新的文化需求與日俱增。文化事業的繁榮穩定發展能夠促進廣大人民群眾享有方便可及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的興盛繁榮則能夠立足基本文化服務，發展更為豐富多樣的文化產品。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共同繁榮，既能實現文化服務的普及性、大眾性，又能夠在基本標準之上實現文化產品的多樣性、創新性，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共同繁榮成為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內容。

　　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共同繁榮，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抓手。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上強調，要“促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保護傳承”。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興盛和繁榮，離不開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共同繁榮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必然要求，同時也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重要制度和載體。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過程，究其本身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客觀過程。黨的二十大明確指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共同繁榮，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第二個結合”的重要抓手。促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共同繁榮，不僅有利于解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構筑全體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

　　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共同繁榮，是建設文化強國的力量源泉。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興盛與繁榮，有利于構筑全體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匯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力量。文化強國是文化事業強國，同時也是文化產業強國。文化事業有助于保障人民群眾的思想文化不被錯誤思潮侵蝕，能夠保障全體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同時在新時代新征程中，大力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文化產業的重要使命。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共同繁榮，是挖掘、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是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途徑，是鑄成強大精神力量的重要基石，對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統一、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有著深遠的意義。

　　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共同繁榮的樣態剖析。基礎共進、相互促進，是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共同繁榮的基本樣態。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共同繁榮，關鍵在于“共同”，即不僅意味著文化事業或文化產業自身的發展與變革，更重要的是做好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基礎共進、銜接發展、與時俱進和共同繁榮。在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上，二者是基礎共進、共同發展的。一方面，文化事業開展各類基礎性公共服務，滿足人民群眾基本公共文化需求，各類文化基礎設施、文化節慶基本服務的供給流程、組織模式即文化事業發展的基礎資源。同時，這些設施、資源基礎也是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資源，各類新型文化產品的開發、推廣，可以依賴文化服務基礎性設施資源進行開展，二者在文化資源基礎上共進。另一方面，文化產業也通過創新與發展來反哺文化事業，文化產業通過市場化過程不斷精進技術水平，提供更為人民群眾所喜愛的文化產品服務，則能夠促進文化事業轉型升級，激發文化事業同步高質量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共同繁榮，則是二者基礎共進、相互促進不斷發展的動態繁榮過程。

　　銜接共進、協調發展，是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共同繁榮的協調樣態。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定位顯示出鮮明的人民性。文化事業是滿足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利的基礎事業，而文化產業則是立足基本，發展更豐富、多樣、個性化文化產品的基本機制，二者既有差異性又具備共同性，強調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共同繁榮，即是尊重差異，銜接共進和協同發展的繁榮。《決定》提出的“優化文化服務和文化產品供給機制”，是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銜接共進的題中之義。在堅持文化發展道路，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的強國之路上，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銜接共進是關鍵舉措。在文化服務發展上，要明確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界限，確保精準發力。文化事業保基本，做到基本文化服務的均等化是其基本目標，而文化產業更具個性化，旨在發展更多元的文化服務，二者在服務內容、服務水平上做到有效銜接，方能實現協同發展。在我國社會經濟不斷提升、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人們物質需求增加、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背景下，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基礎內容也會逐漸發生轉變，新的銜接共進，是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共同繁榮的關鍵問題。

　　互惠共生、與時俱進，是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共同繁榮的高質量樣態。在基礎共進、銜接共進基礎上，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互惠共生是二者共同繁榮的高質量樣態。《決定》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必須增強文化自信，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快適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新形勢，培育形成規模宏大的優秀文化人才隊伍，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這些目標要求的實現，扎根于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互惠共生。互惠共生，意味著文化事業的推進，基本文化服務的優化升級、普及推廣，會帶來新的文化產業生長點，而這一過程的機制化建設又能持續反饋、反哺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優化升級，構成可持續發展樣態。當公共文化服務、基礎文化設施建設逐漸完善，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步入互惠共生階段，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能夠積極拓展社會力量、市場力量參與文化事業建設與運營，舉辦公共基礎文化服務與產業化服務結合的各類大型活動，滿足人民群眾不同層次需求，并逐步發展成為機制性成果等。在文化事業建設中考慮文化產業發展，以基礎資源助推產業化建設，又以協調聯動的文化事業產業聯動機制，獲得市場化效益，反饋并改善文化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

　　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共同繁榮的實踐路徑。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共同繁榮發展，堅持正確方向、遵循客觀規律是首要任務。在把握正確方向上，《決定》指出，完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健全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全黨、教育人民、指導實踐工作體系。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共同繁榮要堅持黨的領導，以人民為中心，樹立正確的文化發展觀、創作導向，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堅持黨的領導，是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共同繁榮的重要保障，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生產先進文化，是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繁榮興盛的價值源泉。在文化事業及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各類文化服務開發、供給，文化產品創作、生成的過程中，要堅持將馬克思主義、黨的領導落在實處，堅持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必須堅持社會效益為主，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的原則，著力增強人民精神力量，構筑文化強國。在文化事業發展中，要健全人民文化權益保障制度，確保人民群眾能夠公平可及地獲得基本的文化服務，減輕人民群眾享有文化服務的成本，保障人民享有文化服務的權益，推動全體人民精神生活富裕。在文化產業發展上，要堅持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文化創作生產體制機制。圍繞人民群眾的實際需求，以先進文化為前進方向，在進行文化產品開發、創作和市場化、商業化的過程中，要堅持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

　　注重系統集成，打造銜接、共生、聯動的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共同繁榮機制。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共同繁榮，關鍵在于構筑長效運行的共同繁榮機制，《決定》明確指出，“更加注重系統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點”。在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共同繁榮上，需要注重系統集成，將現有文化資源、創新、生產、推廣、更新的諸多維度進行統一和制度化建設，打造銜接、共生、聯動的共同繁榮機制。在共同繁榮機制建設中，要循序漸進，基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鞏固基礎。在基礎共進階段，發揮文化事業引領性作用，通過公共性文化服務基礎性建設，為文化產業積蓄力量；在協調共進階段，逐步將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文化資源開發、供給需求平衡、人才隊伍建設、發展銜接監督機制進行聯通，形成可持續發展機制；在高質量共進階段，在文化事業建設中考慮文化產業發展，以文化服務助推產業發展，以產業繁榮的市場化效益，改善文化事業質量和水平。在文化資源開發、供給需求平衡、人才隊伍建設、發展銜接監督機制方面，要有新氣象和新作為，有意識打造銜接、共生、聯動的共同繁榮機制。

　　務實開放創新，構筑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時代化、數字化高質量共同繁榮樣態。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共同繁榮發展同樣需要具備開放創新思維，促使共生聯動的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共同繁榮機制具備時代性和數字性，從而彰顯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要著力實現《決定》中“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的重要目標。一方面，立足于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本身的發展水平，實現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高質量供給。要堅持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促使文化生產進入新技術加持、新理念推動的數字化新階段。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共同繁榮，要深入考量文化內容、文化場景、文化載體中對大數據、大模型、沉浸式虛擬現實交互等技術的利用。另一方面，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繁榮發展也要講好中國故事，保障人民群眾文化權益的實現，注重中華文化的國際化傳播與影響力建設。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文化思想建設的重要性不斷上升，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制度建設。在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創新發展過程中，我們還需從戰略高度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這也需要有更為科學、深入和完整的科學理論體系和思想文化建設作支撐。

　　（作者系廣西師范大學黨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