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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在芝加哥召開的第二屆世界宗教大會上，德國神學家孔漢思提出《全球倫理宣言》，指出“每個人都應受到符合人性的對待”，將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理論支持之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遂被一致確定為世界各宗教文化的“金規則”。

　　“推己及人”構架“仁”與“恕”的關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早在《論語·衛靈公》中出現兩次，一次仲弓問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即是說，出門辦事應該懷著一種類似于接見尊貴賓客的心情，處在貴族地位役使民眾時，要像舉行隆重的祭祀活動一樣，自己所不要的也不應該強加給別人，只有這樣，無論在邦國之中，還是在家族之內，都不會遭到人們的怨恨。另一次，子貢問孔子，有沒有一個字可以讓人終身奉行時，孔子說：“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兩則材料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似乎是對某個概念的注疏。馮友蘭、楊伯峻認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為孔子對“恕”的定義，也即對人們終身奉行原則的解釋。那么，如何理解“仁”與“恕”的關系呢？

　　《論語·雍也》記載子貢問孔子，假如有人博施濟眾，是否算作“仁道”，孔子說：“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子的意思是，有仁德的人，自己想立身，也要讓他人立身，自己想事業通達，也要讓他人行得通，能拿自己打比方，便得到了“仁道”的方法。馮友蘭由此把“忠恕”看作是實行“仁”的方法，認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指的是“忠”，是積極的方面，而消極方面的“恕”即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能近取譬”反映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語義中并非將人、己對立，而是體現“推己及人”的情感邏輯。何晏注《論語》云：“言己之所惡，勿加施于人也。”邢昺疏曰：“己之所惡，勿欲施于人，即恕也。”朱熹《論語集注》將之解釋成“推己及物”，即“推己之謂恕”。此即以己之心推測他人有同樣的心，代表了傳統時代人們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遍理解。從“能近取譬”的表達邏輯來看，馮友蘭所謂的積極與消極兩種表達，皆為孔子所說實現“仁道”要拿自己打比方，并不存在人、己對立，這類表達恰如《論語·公冶長》中子貢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這又是一種舉例性質的表達，均可理解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另一說法。孔子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是注解“恕”，只是舉例什么情況是“恕”，更是對“仁者愛人”內涵的直觀表達，訴諸自然人的平等觀念。

　　尊重個體推演公平性原則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推己及人”為邏輯起點，凸顯了公平性原則。先秦儒家反復強調“為人由己”“為己之學”，反映在社會交往層面上，往往以“個人”為出發點及歸宿，但同時體現的是“己”和“人”的對立和諧關系。按“推己及人”的邏輯來看，“己”和“人”可以視為平等的不同個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凸顯的又是人性的道德義務。故從法學的視角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法理內涵，即尊重個體的平等觀、符合人性的權利義務觀和重視內省的自律觀。

　　既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忠恕”的消極與積極的兩種表征，“忠恕”又是實行“仁”的方法，“仁”又包含了道德上的人格平等，故可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體現了尊重個體的平等觀。不過，這一道德金律對個人權利的行使亦有限度，通過推己及人的行為方式在權利人的心中形成一種堅強的法律信念，即個人不得強迫他人做任何違背普遍人性的行為，否則他人有不服從的權利。因此可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體現了公平的實質要求，是公平的內涵本質與核心要素。至于法律語境下的權利義務觀，大致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將“己”與“人”的權利及義務捆綁一起并互相制衡，即是個體制約著和受制于其他個體；尊重他人的利益，他人才能尊重我的利益；損害別人的利益，自己的利益也得不到保護。若再回到這條道德金律的語義范疇，我們還會看到，“欲”是人的欲望，是一種意念，孔子消極地論辯其不應強加于人，實則意在規約個人主體的自律，旨在實現內省的自律。

　　訴諸仁道以深化其普遍性原則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一思想認識有其歷史基礎，類似的表達在孔子之前已出現，《禮記·中庸》即稱“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管子·小問》也曾引述古語“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正因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一定的可行性歷史基礎，儒家將仁愛精神從理論層面進行一次次凝練以尋求仁道時，才將其納入理論化的“仁恕”概念中，為仁付諸實踐提供了具體、可行的路徑、方法與工夫。正如錢穆所言：“仁之為道，非咄嗟可冀。只一恕字當下便可完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驟看若消極，但當下便是，推此心而仁道在其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從人的本性是善的這一人性假設出發，要求用自己仁善之心去推度別人的心，從善心出發去處理人與人的情感關系和物質利益關系。德國唯物主義哲學家費爾巴哈認為，孔子的這個樸素的通俗道德原理最好、最真實，也最明顯、最有說服力，他吸取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強調對己加以合理的自我節制，對人以愛，并試圖把這種道德推廣到家庭、集團、社會、民族和國家中去。

　　孔子之后，后世儒家一直試圖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升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道德金律，圍繞孔子“忠恕觀”展開的討論不絕史冊。比如，二程提出了自己的忠恕觀“恕者人道”，朱熹在解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時提出了“推己之謂恕”的命題，陳淳更指出推己心以及于人的忠恕觀，提出“凡己之所欲者，須要施于人方可”。這些傳統儒家的認識均是強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著“推己及人”的特征，之所以后世人們多將這句頗具消極態度的話奉為道德金律，并不是因為以消極方式表述的道德金律更為合理可靠，而是因為它隱含著對于他者的寬容和尊重，同時也包含對“欲”之主體的肯定，從而保留了共識的雙方，為普遍原則提供了載體，這能為每一個時代提供寶貴的價值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