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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迫切需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形成同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去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七個著力”，其中一條就是“著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促進文明交流互鑒。”本期理論周刊圍繞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邀請專家學者展開討論。

　　無論是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還是國際話語權的爭奪，本質上都是中國與世界的相互了解與碰撞。在與國際社會的雙向接軌中，中國已經邁入了與世界深度互動的新階段，對“深度”這一判斷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

　　縱覽當前國際傳播場域，固有的輿論格局已經被數字技術的普及和發展所打破，新興國家在面對文化殖民與話語霸權時不愿再逆來順受，力求獲取公平公正的發聲資格，但處在全球傳播秩序制高點的西方世界不甘于放棄曾有的輿論操弄，仍希望通過維護原有舊規則以及信息壟斷，持續鞏固于己有利的話語體系，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關于話語權的博弈日益激烈。

　　面對這樣風云詭譎的國際傳播景觀，我們需重新厘清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實踐歷程，辯證看待當前所處階段，正確認識國際局勢的復雜性，從多個維度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形成與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推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

　　中國國際話語權建構的歷程

　　1949年10月，新中國在美蘇冷戰初期紛繁復雜的世界格局中孕育而生，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成員，不可避免地陷入“美蘇爭霸”的信息戰對抗漩渦之中。中國共產黨利用對外廣播積極應對，同時實行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方略，徹底清除了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殘余勢力和特權，由此開創了新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之先河。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中國開始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中國國際話語權建設迎來全新發展機遇。1989年，針對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復雜的國際形勢以及各種爭議，鄧小平再次強調要向世人展現改革開放、安定團結的大國、大黨形象，證明我們已經有了初步塑造良好國際形象的意識，但尚未形成系統提升國際話語權的戰略思維模式。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開始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中。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成為重塑中國形象的歷史轉折點。同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缺陷暴露無遺，“華盛頓共識”的神話受到越來越多國家質疑，借此契機，中國在國際話語權建設上積極作為、頻頻發力，關于“提升媒體國際傳播能力”的建設工程被提上日程并穩步推進。2009年，國務院新聞辦召開“全國第一屆對外傳播理論研討會”，標志著中國國際傳播的問題意識逐漸由“對外宣傳”轉變為“對外傳播”。這一年是中國媒體在國際舞臺崛起的一年，中國媒體的國際傳播新格局悄然形成，以電視媒體和新媒體為主導，以中央級新聞媒體為核心的“現代國際傳播體系”雛形初現，推動著中國國際傳播來到新的歷史階段。

　　為規避西方話語陷阱，增強中國故事的國際傳播，黨中央強調必須從中國實踐中總結提煉理論成果與核心話語，促使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問題意識朝著積極引領新型全球化的方向縱深發展。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增強國際話語權，集中講好中國故事，同時優化戰略布局，著力打造具有較強國際影響的外宣旗艦媒體。隨后中國環球電視網開播，截至目前已在全球160多個國家和地區使用，在全球擁有超過1.5億粉絲。2017年，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首次被寫入聯合國決議，既體現了這一“中國創造”的理念得到廣大會員國的普遍認同，也彰顯了中國對全球治理的巨大貢獻，為中國國際話語權提供了價值引領。

　　中國與世界的“深度”互動

　　無論是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還是國際話語權的爭奪，本質上都是中國與世界的相互了解與碰撞，這種互動是一個頗具時代特色的歷史進程，正是時代的大變革促使人類活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全球性，無遠弗屆的互聯網和新一代信息技術，既為多元傳播主體的跨時空情感表達和差異化價值訴求提供了平臺，也為中國融入塑造全球傳播新秩序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在與國際社會的雙向接軌中，中國已經邁入了與世界深度互動的新階段，對“深度”這一判斷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理解。

　　首先，中國與世界的話語互嵌程度加深。輿論場中“國內”與“國際”的邊界在深度全球化的進程中被逐步消解，這使得更多的內部議題被外部化，更多的外部議題被本土化，融通中外成為構建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的價值取向和路徑方法。一方面，中國一改以往“以我為主”的思維局限，更多以具有全球性價值取向的元素，豐富中國故事的內容和視角，在立足本土的基礎上，以受眾為導向，進行國家話語的區域化精準傳播實踐；另一方面，中國本身成為一個關鍵詞，其創造性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著眼全人類的福祉，為世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贏得了國際社會的熱烈反響。可以說，中國的國際話語體系在道義層面已經深深嵌入世界新秩序之中。

　　其次，中國與世界的情感交流層次加深。以往中國對外交流渠道較為單一，交往主體多為官方外宣媒體、外交部工作人員等，交往過程中常從宏觀角度出發，對傳播主體的評估也是以國家力量為重點，缺乏主體間性思維，往往忽略了受眾端的個體情感。同時由于一些西方國家對我國意識形態、文化傳統、價值立場問題的刻意詆毀，導致國際公眾始終對我國存在誤解，無法產生情感共鳴。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不僅帶來數字產品的更新換代，更為中國與世界的交往帶來了新的交流場域、形式和渠道。傳播方式和平臺的轉變突破了硬實力意義上的空間阻隔，使得傳播者個體得以嵌入到整個傳播環境中，不同圈層結構、文化背景的主體開始了解彼此，情感的互動成為彌合文化差異的鑰匙，促進了中國與世界各國民心的相通。

　　尋求中國國際話語權構建路徑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加速演進，傳統大國之間的關系和平衡正在重新調整，新興國家和地區性勢力也在不斷崛起。俄烏沖突曠日持久，巴以形勢日益嚴峻，給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帶來了新的挑戰。在經濟層面，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上升。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和科技創新正在顛覆傳統產業和就業模式，對全球經濟秩序和社會結構帶來深遠影響。在環境方面，氣候變化、資源枯竭和生態破壞等全球性挑戰日益凸顯。在社會方面，貧富差距、人口老齡化、移民潮和文化沖突等全球性問題凸顯。進入數字世界與現實世界加速融合、多元文化沖突與融合共在的當下，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等不斷推動著國際傳播領域的發展變革，這對我國國際話語權建設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基于此，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首先應當明確話語的主體定位，即以中國立場講述中國故事。這一立場事實上應當基于中國幾千年的文明歷史積淀和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現代實踐，一方面擺脫資本主義國家的斗爭和擴張邏輯，另一方面以中國的“天下”觀體現出中國故事的包容力與感召力，以相當的話語高度講出中華文明的精髓。其次，中國認識到當前國際形勢的復雜性，但也堅信國際傳播的底層邏輯應當是全人類的價值共識。在當今世界舞臺，中國正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以和平、合作、共贏的理念推動國際秩序的構建。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旨在促進全球文明間的交流與共融，增進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與尊重，將為全球文明的繁榮與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構建中國話語和敘事體系，要把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提煉出來、展示出來，把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文化精髓提煉出來、展示出來。儒家思想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要代表，為構建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提供了生命源泉和理論支撐。作為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山東深耕文化“兩創”，以“尼山世界儒學高峰論壇”等學術論壇為載體，以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世界儒學中心等科研單位為矩陣，不斷推出創新性儒家文化學術成果進入世界知識體系，積極開展與全球學術界的對話，促進文明交流互鑒。同時，為加快推動國際傳播強省建設，積極打造國際傳播引領性平臺，為“讓世界看見更好的中國”貢獻了山東力量。

　　（作者分別系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