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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作為中國哲學的重要范疇之一，在儒家傳統中占據著重要位置。它既是成學之本，亦為成人之基，貫穿于知識追求、人格養成與公共實踐的全過程。“志”不僅體現為個體內在的主體自覺與精神定向，更構成了道德實踐和社會參與的動力源泉。在儒家視域下，“志”遠非一般意義上的愿望或目標，而是一種植根于心性、關聯于大道、落實于行動的主體性力量。在人工智能時代，外在的技術理性雖然拓展了人類能力的邊界，卻也潛藏著削弱內在自覺與價值判斷的風險。在此背景下，重回儒家“志”的傳統，或可為我們在當代重建主體性、涵養心志提供資源與啟示。

志于道

在孔子的哲學體系中，“志”已呈現出顯著的主體性特質。作為心靈自主抉擇的體現，“志”是一種無法被外部力量褫奪的精神力量，正如孔子所言，“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這種源于自主選擇的精神力量，構成了士階層積極向外探尋知識、克制私欲以復歸周禮，并致力于實現天下大同的內在根基。

孔子所謂“志”首先與“學”緊密關聯，“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論語·為政第二》）。在孔子時代，禮崩樂壞不僅表征著既有社會結構與價值秩序的瓦解，同時也意味著舊有的權力獲取機制的松動——孔子及其弟子所代表的士階層于血緣宗法之外獲得了新的執政路徑可能。這一路徑便是自覺學習固有的禮樂體系，并借此約束自我，以成就個體德才。當然，在孔子的觀念中，這種“學”的自覺性并非根源于對權力的欲望，而是基于個體自我成長與價值實現的必然需求。

于孔子而言，研習禮樂也并非終極目標，個體層面的獨善其身亦非其愿望，其終極旨歸在于達成“大同”的社會理想，即所謂“志于道”。一旦將“道”確立為最終志向，個人的困窮遭際皆不足道，“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第四》）。正基于此，孔子才會發出“朝聞道，夕死可矣”（同上）的慨嘆。在此語境下，“志”成為聯結個體與理想、內在心性與外在秩序的核心紐帶。“志于道”表征著個體對自身社會身份的認同以及對社會責任的主動擔當。“君子”之所以為“君子”，恰在于其能夠主動以“道”為志向，將個體的自我實現融于群體秩序的建構之中，即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從現代學術視域考量，“志”在孔子哲學體系中呈現為一種近乎“價值理性”的自覺樣態，其賦予行為以明確的目的性與深刻的意義內涵，而非單純追求工具理性層面的效率最大化。正因如此，若要確保“志”的主體性特質，就需在知識獲取與道德修養進程中始終保持高度自覺，并且將此自覺意識與社會治理、他人安頓緊密相連。孔子關于“志”的論述雖未形成系統架構，卻為后世儒家的心性論與工夫論奠定了基本格調。

志氣相動

孟子對“志”的闡發，標志著儒家心性論在戰國時期的深化與轉折。面對禮樂秩序進一步崩壞的歷史現實，孟子已經意識到得君行道、仁王天下的可能性愈發降低。在大爭之世與新型君臣關系中，保持士君子的尊嚴反而顯得愈發緊迫。為此，孟子一方面肩負著孔子“志于道”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卻自覺地向內在的心性結構中尋求個體尊嚴與道德之根源，并借此尋求獲得個體尊嚴、成就自身德行的主體性力量。“志氣互動”說正是在此基礎上提出的。這一命題的提出，無疑再次強化了儒家成德之學的內在動力和自主性特征。

“志”作為“心”的方向，一方面指向外在的王道理想，另一方面則向內關聯于天賦四端。正是在此意義上，孟子的仁政哲學與性善論被天然地貫通起來。對于士君子來說，只有將內在四端不斷涵養擴充、成就自身德才，才能通過施行仁政的方式實現家國治理，甚至最終達到“仁覆天下”的王道境界。通過對“志”的深入開掘，孟子不僅為孔子之“道”找到了內在的德性基礎，也為士君子踐行仁政提供了主動性保障。

由于德性與王道之間的一致性，“志”必然趨向于外在實現，也必然與“氣”發生交涉。在孟子看來，“志”所具有的強大定向性與主宰力首先體現在對“氣”——生理、情感與能動力量——的統攝與引領，“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孟子·公孫丑上》）“志”定則“氣”隨，“志”移則“氣”動，二者構成一種動態的交互關系，共同保證了個體的道德踐履與生命實踐。

然而，正由于“氣”的存在，“志”的完全貫通并非必然。孟子并未對“氣”持簡單否定的態度，而是認識到“氣”作為“志”的正向輔助力量的重要價值：通過“集義”培育“浩然之氣”，進而以“浩然之氣”“配義與道”。唯有在“浩然之氣”的支撐下，心志方能堅定，個體才能夠憑借道德自信超越政治地位的外在差距，保持人格獨立，堅守王道理想。

孟子通過“志—氣”關系的建構，不僅回應了時代性的價值危機，也完成了儒家道德主體哲學的一次關鍵推進。他將孔子外向型的“志于道”，轉化為內向型的“立志養氣”，為個體在亂世中安頓自我、實踐理想提供了切實的心性依據。

致良知

王陽明的“志”論，在繼承孔孟的基礎上，通過“心即理”“知行合一”與“致良知”等命題，實現了對“志”的本體論深化與實踐性強化。

王陽明明確提出，“夫學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勞苦無成矣”，“蓋終身學問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傳習錄·示弟立志說》）。此“志”指向人人與生俱來的天理與“良知”，“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于美大圣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傳習錄》上卷二）。從這一點看，他直接繼承了孟子的性善說，且有所深化。

“知行合一”作為陽明早期學說的核心命題，“志”已貫穿其中。它不僅保證著“知”的方向，也規范著“行”的目的。陽明強調：“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傳習錄》上卷三）志動則意動，意動則事成，心體、志向與行為在知行合一的過程中達成了貫通。

到了晚年，“知行合一”與“格物致知”等學說被進一步凝練為“致良知”，其本質仍不外乎“志”的充分擴充與真切落實。在這一框架中，“志”承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它是良知自覺的起點；另一方面，它是在克治私欲、回復心體本然之明的過程中不斷遭受錘煉與驗證的客體。這一“立志—致知—踐行”的工夫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持續不斷、反復深入的過程。陽明以“磨鏡”為喻，惟有常常用力、勿忘勿助，才能復其心體之本明，使志愈發純粹，良知愈發朗現。也正因如此，“志”在陽明學中不僅是成德的基礎，更是成己成物、參贊天地之化育的根本保證。

王陽明對于“志”的探討，既回應了明代中期以降士人精神內在化及主體性增強的思想訴求，亦達成了儒家自孔子提出“志于道”、孟子倡導“養氣持志”以來道德主體性哲學的體系化構建。他讓“志”全然植根于心性本體，且賦予其清晰的實踐導向與具體路徑，為儒家的理想人格塑造與社會改造提供了穩固的心性根基。

在人工智能日益滲透人類決策與認知過程的時代，儒家關于“志”的論述為捍衛與激發人的主體性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參照。孔子提出“志于道”，強調人應主動定向于社會理想與價值自覺，而非被動響應外在環境；孟子主張“以志帥氣”，突出心志對身體、情感與行動的主導能力，倡導通過“養氣”與“集義”維護內在決定之自由；王陽明則融“志”于“致良知”之中，將“立志”視為知行的本原動力，強調在實事中磨礪本心、恢復明覺。三者共同指向一種具有價值定向、心志自主與實踐動力的主體性模式。面對人工智能的輔助甚至替代，人更需“先立乎其大”，明確道德意圖與人生的根本目標，以“志”統技術應用而非被工具理性反噬。唯有如此，才能在算法推薦與外部決策框架中保持人的判斷力、責任感與價值的最終決定權。志在，則人仍在——這或許正是數字時代儒家思想對人類文明存續發展的核心貢獻。

（作者：王子劍，系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