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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習近平文化思想中，構建自主知識體系與鞏固文化主體性這兩個命題存在直接的邏輯關聯——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是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核心工作。關于為什么以及如何在構建自主知識體系中鞏固文化主體性，我們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的人的主體性理論、精神生產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中獲得諸多啟發，并以此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提供理論支撐。

鞏固文化主體性的唯物史觀內涵

重建“人的主體性”是西方近代哲學的主題。從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到康德提出“學會使用自己的理性”，這些在本質上都是確立人的主體性的哲學宣言。西方哲學中人的主體性，是指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把人從宗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而使人獲得自我獨立的生存樣態。與此不同，馬克思從唯物史觀的立場闡釋了人的主體性思想。他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談到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時提出，動物不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而人則把自己的生命活動作為自己意志和意識的對象。正因為人是有意志和意識的存在者，因而才能作為“主體”而存在。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指出，“凡是有某種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動物不對什么東西發生‘關系’”。可見，“關系”只是對于人來說才存在，因為只有人才能通過“意志和意識”把他人考慮到自己的生命活動當中，這也意味著只有人才具有主體性地位。

在唯物史觀意義上，“文化”表達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價值觀。文化作為上層建筑，大致相當于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從國家角度看，文化由其經濟基礎所決定，而意識形態決定了文化的根本性質。因而“文化主體性”意味著一個國家能夠自主選擇符合自己價值立場的生存發展道路、理論和制度。從民族角度看，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血脈，因而“文化主體性”表征的是一個民族通過其“民族精神”的自我生成而成就文化生命體的本質特征。具體來說，馬克思的文化主體性思想是以實現共產主義為主題的，這集中體現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改變世界”的思想。與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不同，在馬克思看來，人不僅是“認識世界”的主體，更是“改變世界”的主體，人把自己的本質通過“實踐”對象化給世界，從而確立起人對于世界的主體性地位。進言之，“文化主體性”具體表現為：無產階級作為“主體”，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總之，“文化主體性”不是在唯心論的“自我意識”中確立起來的，而是在改變世界的客觀實踐中確立起來的，其深刻表明人是自己命運的主宰者。

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是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核心工作

如果說真正的客觀知識是屬于全人類的，那么為什么還要構建自主的知識體系？等著別的國家和民族創造出知識體系，直接“拿來”使用不是既省事又管用嗎？答案是否定的。盡管有些知識如自然科學知識是客觀知識，不會因為民族不同而不同，例如我們不能把“微積分”區分為“中國微積分”和“西方微積分”——數學邏輯是人類共有的知識體系。但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有所不同，它總是要在某種價值觀之下建構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系。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對哲學社會科學來說，不存在所謂的“價值中立”立場。由于不同民族國家具有不同歷史文化傳統，因而其各自的哲學社會科學必然會呈現價值觀上的不同。由此，價值觀決定了一個民族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性質。這些哲學社會科學，同時構成了國家意識形態。因此，哲學社會科學總是具有意識形態屬性的知識體系。在此意義上，鞏固文化主體性就是通過哲學社會科學對自己民族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進行的“精神生產”過程。

一個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可以通過多種感性經驗的形式得到鞏固，比如，通過創造自己的藝術作品、建構獨特的生活方式、傳承獨特的歷史風俗習慣、選擇獨特的發展道路等，但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則是一個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核心標識。因為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是唯一能夠從諸多感性經驗形式中，以思想理論的形式把自己民族的價值觀升華到“理性認識”的文化形式。放眼全人類，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是一個民族為人類文明作出貢獻的重要方式，只有那些能夠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民族，才能屹然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哲學社會科學作為“精神生產”活動，是對自己民族精神的理論表達。什么是一個民族的關切和希望，什么是一個民族的憂傷和夢想，只有這個民族自己才知道。哲學社會科學作為一種以價值判斷形式而存在的知識體系，就是要表達自己民族的關切和希望、表達自己民族的憂傷和夢想。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把中國自己的實踐上升為中國自己的理論，把中國自己的經驗上升為中國自己的思想，是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根本出路。

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鞏固文化主體性，而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核心在于基于“兩個結合”構建當代中國的自主知識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結合’打開了創新空間，讓我們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動，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論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習近平文化思想彰顯了當代中華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識”，深化了當代中華民族文化的“自我創造”，推動了當代中華民族文化的“自我發展”，增強了當代中華民族文化的“自我確信”，從而為我們在構建自主知識體系中鞏固文化主體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作者：吳宏政，系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