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指南》及其詩學思想
來源：光明日報作者：黃靈庚 2023-12-18 09:26
方元鹍（1753—1814年），字震暘，別字海槎，初號嘯樓，晚號鐵船，浙江金華人。元鹍出身寒門，世代為農。由于家貧，五歲那年，靠祖父接濟，入塾讀書。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年）中鄉試。嘉慶六年辛酉（1801年），中殿試三甲，賜同進士出身。三年后，留京官工部主事。酷愛吟昹，“為諸生數十年，及成進士，官工部，須發蒼然，偃仰一室，悲憂愉樂之境，一寓之于詩”。阮元稱其“博馭典籍，約以性靈，朗鬯如李白，質直如元結，奔瀉如任華，慳違如劉叉，幽阻如李賀，修潔如姚合，孤往如方干”。其推挹甚至。著有《鐵船詩鈔》《燕臺雜詠》存世，是清代乾嘉時期重要詩人。
《七律指南》（以下簡稱《指南》）是一部探索七律詩體流派、沿革的選本，選輯跨度，始自盛唐杜甫，歷中唐、晚唐、北宋、南宋、金、元、明初、明中期，而終于晚明，相當于是一部梳理七律詩體演變的詩史。方元鹍于七律詩流派作過精湛研究，借助于選輯、點評，表達其詩學見解，供后人創作七律借鑒。《指南》分甲、乙二編，甲編首有方元鹍自序，強調“律以杜為宗”。故二編皆首選杜詩，視為七律詩“樣式”。方氏概括杜律兩種類型：一是“排比鋪張，雄渾贍博”；一是“清勁流轉，質樸蕭疏”。后人學杜沿襲此兩類型，衍生風格迥異的流派，且作為此書選輯依據。二編非并時編刻，乙編只對甲編所作補益而已。
但是，王維、陶峴、崔顥、李白、劉長卿等人，幾與杜甫并時，所選律詩，不見得是學杜之作，且風格各異。方氏用意，在于指斥“摹擬”。如選崔顥《黃鶴樓》“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之詩，點評云：“前散后整，結意寬然，意興所至，不關造作。青蓮效之，固無謂。后人必推此為三唐第一，亦小兒強作解事也。”視為唐律中絕品，無人可及。李白僅選二首，都摹擬崔作。點評《登金陵鳳凰臺》云：“縮《黃鶴》前四句為兩句，然不如崔詩之生趣遠出也。”點評《鸚鵡洲》云：“此首摹崔詩，卻有意趣，但芳洲之樹，終覺添設，不及‘白云’句之自然。結句意竭，遠不如崔。”選此三詩，用意相當明確：詩是不能摹擬的，即如高手李白，也相形見絀，難及原創妙境，且每況愈下。選宋代郭功甫《鳳凰臺次李太白韻》一首，點評云：“功甫與王荊公登鳳凰臺作此詩，援筆立成，一座盡傾。”方氏不言其摹擬太白，但云“援筆立成，一座盡傾”，是績學所致，與因循摹擬完全不同。殖學深厚，工夫純熟，至及所用，如穎脫而出，無雕飾痕跡。大概用以界定何者為創新、何者為摹擬。書名“指南”，本意即在于此。
方氏以為唐人學杜七律，以李商隱最為著名，《指南》選其詩二十首，點評云：“少陵后，義山當為一大宗。其雄偉工麗，亦出少陵，特意少詞多，未免迷悶湊砌之病，讀者分別觀之可也。”如點評《杜工部蜀中離席》云：“前四句擬杜逼真，五、六空衍無意，結語尤纖佻不稱。”他如批評《隋宮》“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二句：“日角、天涯，巨細不倫，終非佳對。”批評“于今腐草無螢火”一句：“‘腐草’二字添設，今亦不應，遂無螢火也。”批評《馬嵬》一詩：“本傳只言海上蓬萊，摭入鄒衍大九州，添設次句，俗。三四太衍，結殊失體裁。”方氏對李義山評價不高。宋、元以后，義山西崑體盛行，如楊億、劉筠等，“挦摭義山字句，鏤錯成章，于篇法句意，多不求連貫”。如楊億《漢武》“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二句，雖后世稱道不置，方氏以為“上句指窮兵，于求仙亦不相屬也”，算不上是佳作，也是一味貶斥之意。
方元鹍反“摹擬”，與其以“真”為本色的詩學思想互成因果。方氏以為作詩如交友。“詩無真意羞存稿，友不深交懶致書”（《覷破》）。所以他寫的詩，真實記錄其一生行跡，抒發其誠摯感情，“使人見我詩，詩中即見我”（《漫言》）。方氏也以“真”作為選輯、點評七律標準。由于“真”，則氣脈連貫，結構緊密完整。杜甫《諸將》“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二句，點評云：“‘春’‘秋’似雜出。然前四句一氣貫下，俱作憶中時景，亦合。”意思是，首二句既寫春，又寫秋，粗看混雜，三句“憶”字，點出前四句是“憶中情景”，故“一氣貫下”，無續混雜之病。反之，由于不“真”，摹擬湊合，則氣脈中斷，東拉西扯。西崑體的病根，在于刻意摹擬，失其本真。《指南》評點，用“不貫”“不屬”“雜湊”“含糊”等摒斥之。
黃庭堅是學杜最成功者，尊為江西詩派之祖。方氏云，“山谷學杜之一體，鍛煉刻苦，別成一家，遂開西江宗派。然其詩脫去蹊徑，為時世妝者，多不喜之。東坡所謂‘如蝤蛑江珧，柱格韻絕高，不可多食。’此公論也”。又云：“山谷詩實清而腴，后人徒得其粗疏，失其雅鍊，西江派遂墮入惡道。”所謂“惡道”，指徒學杜形式，湊合詞語，全不管意思，江西詩派流于此弊。如曾幾《荔子》：“異方風物鬢成斑，荔子嘗新得破顏。蘭蕙香浮襟解后，雪冰膚在酒酣間。絕知高味傾瑤柱，未覺豐肌病玉環。似是看來終不近，寄聲龍目盡追攀。”點評說：“首句‘風物’‘鬢斑’不貫，四句‘在’字欠熨貼，五、六工而雅，結又含糊不成語。大約茶山詩系先有一聯佳語在胸，而先后足成者。”《指南》選江西詩派作者不多，評價高，多視如反面之作。
“真”又在于寫景“清明”“真切”，讀之賞心悅目，如親臨其景。點評張蠙《題華嚴寺木塔》云：“寫景清切，不作落廓語。唐人登覽詩皆如此。”點評蘇軾《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云：“篇法從老杜化出，而不摹其調，此坡公高于黃、陳處。”點評陸游《登賞心亭》云：“氣機流動，聲調慨慷，耿耿之懷，不忘君國。此種詩于杜亦稱具體。”詩若不“真”，景物不明晰，如墮云霧，即是“落廓語”。呂本中始倡江西詩派而宗山谷，無不拼湊之病。如《孟明田舍》：“未嫌衰病出無驢，尚喜冬來食有魚。往事高低孤枕夢，故人南北數行書。茅茨獨倚風霜下，稉稻微收雁鶩余。欲識淵明只公是，邇來吾亦愛吾廬。”點評云：“‘衰病’與‘出無驢’不貫，三句湊，六句‘微收’二字欠妥，七句拙，亦不貫下。”幾乎被批得一無是處。
方氏批評最為激烈者，即明代中晚期的“摹唐”詩，尤其于前、后七子如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李攀龍、王世貞、宗臣、謝榛等人之作，皆抨擊之不遺余力，徑斥之為“偽詩”、“詩奴”。方氏云：“學詩慎勿為詩奴，寄人門戶隨指呼”（《學詩》）。沒有靈性、個性而一味摹擬他人，皆可斥之“詩奴”，其詩即“偽詩”。李東陽開生硬“摹唐”、“學杜”惡習，至李夢陽登峰造極。李夢陽是前七子“摹唐”領袖，選其詩十首，“掊擊尤甚，一首中幾無完句。然論而存之意，在正變具列，宜忌并陳，待學者之自寀趨舍為得”。點評《謁陵》云：“起句、五六句真乃嬰兒學語。割其句，襲其調，并其惓惓忠愛之私，而亦似之。所謂學叔敖之衣冠，而并摹其聲音笑貌也。”點評《秋懷》（其一）云：“此即何大復所謂木革之音，如搖鞞鐸者。‘回首可憐’，割杜句，惡劣。”點評（其二）云：“句句拆洗少陵，讀之失笑。‘調羹’，湊。‘一愁無’，不成語。”點評（其三）云：“雖云‘摹杜’，其一種猛憨躁急之氣，實杜所無。‘書生誤國空談’，唐語也，加一‘里’字，則小兒語矣。對句尤雜湊。”后七子以李攀龍為首，選其詩也十首，點評《送趙戶部出守淮陽》：“于鱗七律酷摹李頎，格調可觀，詞藻亦美，但氣脈多不連貫，句意亦欠清晰。十篇以外，句重字復，底里盡見矣。”點評《懷子相》云：“‘中生桂樹’，用淮南《招隱》。‘江上梅花’，用《落梅曲》。桂樹何以臥病而生？梅花何以懷人而落？此種詩驟看似佳，細按難解，學之遂成含糊不清之病，貽誤不淺也。”七子禍害后人，特舉陳子龍為例，云：“此君瓣香七子習氣尤深，所選《明詩》純是門戶之見，乃矜詡格律，漫為高論。以文之殆，猶辨狂水之淄流，刻蛙部之商羽者與？”其言辭之峻，于此可見一斑。
方元鹍以自己創作經驗告誡世人：“今人自今古自古，莫把古人支門戶。”（《題研道人詩卷》）好詩不是摹擬出來的。直抒胸襟、無矯揉造作之痕、獨具風格者，方為“真詩”。如戚繼光，本非以詩人稱，點評《盤山絕頂》云：“無意求工而生趣勃勃。”徐渭以“本乎情”，直抒“靈性”而不以“摹唐”為事，選其作十首，云：“天池野逸情奇，別具風骨。或謂其詩才麄黠，為雅人所少。然比于七子之偽詩，十篇一律，固昂然雞群之鶴矣。”則推挹之至。
總之，《指南》對于初涉律詩者，是部指示門徑的佳作，方氏的詩學思想、論藝特色值得發掘與探究，本文聊為引磚拋玉，望學術界多關注一下方元鹍。
（作者：黃靈庚，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編輯：衣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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