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蘊外化：戲曲中的中華文明特性
來源：光明日報作者：邵敏 2023-12-18 09:20
戲曲在悠久的發展進程中，一直適應社會經濟、政治、軍事、科技的變化，推陳出新；始終注重藝術價值和教育功能，承載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社會理想、家國情懷等重要文化基因，較為集中、突出地展示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特征。
綿延不絕的連續性
戲曲在文化長河中綿延不絕，是中華文明連續性的重要表征之一，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戲曲演出活動的時間延續。傳統戲曲是各地方人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儀式戲劇更是和民俗密切相關，其展演和觀看過程實質是一種生活樣式的延續。起源于商周時期驅疫趕鬼儀式的儺戲，是歷史、民俗、民間宗教、原始戲劇的綜合體，至今仍活躍在部分地區；持續演出五百余年的廣昌孟戲，融合三元將軍信仰、祖宗崇拜和祈年納福的民俗，在贛東地區每年新春仍會展演。此外，一些傳承數百年的經典劇目像《赤壁鏖兵》《西廂記》《牡丹亭》《桃花扇》等，突破了時空的限制，至今仍然活躍在舞臺上，也顯示出戲曲藝術綿延不絕的生命力。
二是“戲比天大”藝術品格的延續。戲曲演員從入行開始就要接受戲比天大的理念。唱戲先做人，無德藝不立。梅蘭芳“蓄須明志、退出梨園”、程硯秋“荷鋤務農，歸隱田間”、常香玉為抗美援朝義演捐款15.2億余元（舊幣）……這些藝術家心懷家國，俱是典范。崇德還需尚藝，戲曲舞臺演出力求完美，“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四功五法”的程式規范和戲曲美學風格的堅持，師帶徒各種絕活口傳心授，保證了戲曲藝術傳承的穩定性。
三是戲曲教育功能的延續。在民間藝術階段，戲曲最初的功能主要是娛樂、教化，在愉悅人心的同時針砭時弊、警醒世人。在成熟發展過程中，戲曲的諷諫教化功能被強化，融入作者的善惡、美丑、是非等價值觀念和價值判斷，成了戲曲教育功能最突出的部分。如梨園戲《蘇秦》、秦腔《姚啟圣》的主角心懷家國大義，傳承民族精神；道情戲《大河古鎮》對商人陳三錫救災濟民、扶持同道的贊頌，黃梅戲《六尺巷》對寬容禮讓、睦鄰友好的推崇，無不是在傳揚中華傳統美德。
革故鼎新的創新性
誠如王驥德《曲律》所言，“腔調三十年一變”；戲曲藝術的發展史，就是戲曲革故鼎新的歷史。當下戲曲的新變化主要體現在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兩個方面。
創造性轉化，即對戲曲藝術傳統的創作模式、思維模式等進行新探索，根據時代觀念和生活實踐進行呈現方式的重構。在繼承戲曲傳統程式的基礎上，創新表達方式，化用傳統程式重新編排。如晉劇新編歷史劇《傅山進京》，在扎實繼承晉劇傳統表演技法的基礎上，大膽突破和超越，摒棄傳統表演中的單純“炫技”，把程式技巧融入人物塑造，用傳統程式把傅山的硬、傲、狂、倔展現得淋漓盡致。創新性發展，即以中華美學精神為內核，結合當代審美追求與社會實踐，在呈現內容方面推陳出新。改編自清代長篇小說《儒林外史》的京劇《范進中舉》，在表現“科舉制度扭曲人性”這一主題的同時，更多地呈現了范進的孤獨無奈、命運的造化弄人等因素，體現出關注個體生命的時代意識，范進也因此被賦予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相較小說原有的諷刺氣質，京劇《范進中舉》具有獨立的生命力。
文化認同的統一性
“大一統”自先秦時期起即是中國重要的政治理念和社會理想。這種統一性滲透到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成為社會各階層共同的價值追求和最高目標，也體現在戲曲話語體系中。
一是戲曲實踐積累的概念和法則。我國現有348個劇種，每個劇種都有獨具特色的唱腔，但彼此的行頭，尤其是服裝卻十分相似。此外，各劇種的行頭使用規則頗為統一：根據角色地位、性別、性格搭配，同時顏色上也要有所區分，嚴格遵循“寧穿破，不穿錯”的原則。蟒服有“上五色”（紅、綠、黃、白、黑）“下五色”（粉紅、湖色、寶藍、紫、古銅或鐵香色）的區別，一般皇帝穿黃色團龍蟒袍，丞相、駙馬穿五色蟒袍。這些約定俗成的規矩，是歷史沉淀下的集體記憶和文化認同，是對傳統的尊重與敬畏。
二是戲曲實踐的理論總結。無論是“以歌舞演故事”的概括，還是綜合性、虛擬性、程式性的歸納、“演員中心論”的提出等，中國戲曲所具備的藝術特色，所蘊含的中華美學精神和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等價值觀念，都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統一性，表現為對疆土統一、政治統一、文化統一的追求。不管是南戲對元雜劇“一人主唱、一唱到底”形制的突破，還是花部諸腔取代了雅部的地位，其固有的內涵仍代代延續。這種傳承對維系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是戲曲藝術統一性的突出呈現，也是戲曲連續發展的基礎。
兼收并蓄的包容性
作為人類歷史上唯一綿延數千年從未中斷的文明，中華文明能夠傳承至今，一個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始終秉持的開放包容精神。中華民族始終對外來的異質文明予以尊重，在求同存異、和諧共處的基礎上，吸收、融合其精華以充實、豐富本民族的文化，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作為具有高度綜合性的藝術之一的戲曲，秉承了這一文化品格，表現出極大的包容性和吸納能力。
各劇種在保持原聲腔系統的穩定性和有序性的基礎上，在發展演變過程中，始終保持著對相關文化內容的借鑒與吸收。例如，河南梆子不斷吸收羅戲、卷戲、河南民間說唱藝術、民間舞蹈藝術等元素，逐漸成為河南地方戲中最具代表性的劇種——豫劇；越調在吸納板腔體音樂元素后，慢慢從曲牌體演變為板腔體，并逐漸融入眾多雜腔小調，獲得了不斷發展的內生動力。
戲曲在堅守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的同時，也以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自覺吸納世界優秀文化成果，如舞臺呈現方式等，使中國戲曲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實現“美美與共”。京劇《悲慘世界》（改編自雨果的《悲慘世界》）、川劇《欲海狂潮》（改編自尤金·奧尼爾的《榆樹下的欲望》）、黃梅戲《仲夏夜之夢》（改編自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等跨文化戲曲改編作品，保留了域外故事框架和人物設定，其他方面則力求實現“中國化”和“戲曲化”，“洋為中用”，是戲曲藝術兼收并蓄特性的極佳注腳。
向善而行的和平性
中華文明的和平性主要體現為追求心性平和、關系和睦、和平發展等，這種超越時空、跨越國度向善而行的文明觀，從古至今在戲曲中都有深刻體現。
一是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儒學道德秩序融入戲曲故事，形成了“推己及人”的人際關系準則。花鼓戲《鄉里鄉親》的主人翁都是當代農民，他們把“寧虧自己不虧人”作為基本的道德準則，心懷寬厚，以恩報怨，謀求化解仇恨，共享和睦幸福。這些價值觀念是建設法治社會、和諧社會的道德基礎，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
二是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戲曲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推崇天下為公的治世之道，引導人們超越個體、休戚與共。在“和為貴”的基礎上，發展了“親仁善鄰”“協和萬邦”“國雖大，好戰必亡”“四海之內皆兄弟”等和平思想。秦腔新編歷史劇《班超》，再現了班超團結西域各民族人民維護邊疆和平的大義；評劇整理改編傳統戲《新四郎探母》，賦予劇本宋遼休戰的大團圓結局，男主楊四郎發出了“開商埠通有無為共同心愿”的和平呼聲。
戲曲的文化特性與戲曲的誕生、發展緊密相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尊重戲曲的藝術發展規律，加快提煉展示戲曲文化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講好戲曲故事，建設好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戲曲研究題中應有之義。
（作者：邵敏，安徽藝術學院特聘教授、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編輯：衣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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