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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典知識體系的建構中，對待是一種重要的認知范式與言說方法。所謂對待，就是兩兩相對、相反相因。在古人的意義世界里，對待是一種遍布天、地、人的普遍存在，萬事萬物皆有對待之義貫穿其中，所以清代的葉燮說“對待之義，自太極生兩儀以后，無事無物不然”（《原詩·外篇上》）。追根溯源，對待之法源自對天地萬象經驗的哲理思考，不僅深植于古典的釋義傳統，而且深契于傳統的中和之道，是理解中國式思維方式與言說方法的重要路徑，也是理解中西學術固有差異的重要入口。

對待是古典知識生成的重要法則。古人很早就懂得相反者相因、相害者并育的道理。在物有兩端、一物兩體的思維定式中，天地、陰陽、男女、左右、內外、分合、正邪、美丑，等等，皆兩兩相對，同時出場。對待的兩端同源共生、互為體用，缺少一方，另一方亦不復存在（夏靜《對待立義與中國文論話語形態的建構》）。古代的思想家對此有很高的理論自覺。在西周末年的“和同之辯”中，史墨有“物生有兩”“體有左右”（《左傳·昭公三十二年》）的說法；晏嬰有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之間相濟的說法（《左傳·昭公二十年》）。春秋晚期的《老子》一書，對待的概念，近乎百對。20世紀70年代馬王堆出土的《老子》乙本帛書《稱》，其中天、地、人名目的對待義項數量極為龐雜，這是迄今最早的考古所見。作為一種有效的理論建構方法，對待的意義在于為人們認識并解釋宇宙世界提供了一套思維與言說范式，因而也影響了古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關于對待，北宋的張載提煉為“一物兩體”，他認為“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正蒙·太和篇》，見《張載集》）；明清之際的方以智總結為“反因”，他認為“所謂一切對待之法，亦相對反因者也”（《東西均注釋》）。在經典闡釋的發展演變中，對待的思維定式及其話語模式催生了一大批對待型的范疇、對待型的句式乃至對待型的文體，對于中國古典知識體系的形成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尤其習見于古人的談文論藝，如《文心雕龍》《詩式》《原詩》《藝概》等論著。譬如晚清劉熙載的《藝概》中就有歷代詩文評中數量最為龐大的對待范疇群。

對待之法深植于古典釋義傳統。在追求言外、象外的古典釋義傳統中，對待之法建構了一個動態開放、含義無窮的意義系統，這是中國式意會表達的典型范式之一。天地萬物以對待的方式存在，但對待的兩端并不是靜態的存在，而是處于流動變化之中。易學的一陰一陽、剛柔相推的理念，構成了對待之法的思想基礎，所以北宋的程顥說“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二程遺書》）。在他看來，這種此消彼長、此起彼伏的動態關系乃是天下之至理。對待的兩端，既對等又統一，呈現出相生相克、互涵互補的特質，構成了一種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交織的關系。漢代的董仲舒說：“聲有順逆，必有清濁，形有善惡，必有曲直……于濁之中，必知其清；于清之中，必知其濁；于曲之中，必見其直；于直之中，必見其曲。”（《春秋繁露·保位權》）清代的丁皋說：“凡天下之事事物物，總不外乎陰陽……惟其有陰有陽，故筆有虛有實。惟其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故筆有實中之虛，虛中之實。”（《寫真秘訣·陰陽虛實論》，見《中國畫論類編》）這種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虛中有實、實中有虛，靜中有動、動中有靜的對待句式，正是借助于對待兩端之間相濟相斥的張力，建構了一種靜而動、虛而實、詩而畫的理論思辨場域。當直陳式的判斷難以表達兩端之間錯綜交織的意義時，對待之法便具有明顯的優長之處，這是從思辨層面把握宇宙萬象及其本質規律的最直接的方法之一。兩端之間這種即體即用的關系，亦可以留有更多的意義空白加以填充，不僅可以彌補直陳式語言難以表達的復雜豐富的意蘊，而且可以更加有效地傳達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精神底蘊，有助于表達由隱而顯的思想，從而達到臻微入妙的理論效果。

對待之法深契于傳統的中和之道。對待之法所蘊含的體用互為、相反相成、循環往復的理念，與中國傳統時代主流的中庸價值觀、中和審美觀極為契合，故而能夠內化為傳統學術的理性品格乃至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習而不察、日用而不知。在古人眼里，萬事萬物正是因為具有對待的屬性而處于一種中庸和諧的平衡之中。典型的對待表達方式，如數量龐大的“A而不B”句式，就是以兩兩對舉的直觀方式表達了中和的理念。譬如見于《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的記載，春秋時期吳國的季札觀樂，一口氣說了二十多個“A而不B”句式，如“樂而不淫”“怨而不言”“直而不倨”“復而不厭”“哀而不愁”“用而不匱”“廣而不宣”（《十三經注疏》）等，用以表達中和適度的批評態度。這種建立在一而二、二而一的動態結構基礎上的話語范式，以整齊、對稱、流動、平衡之美，有效地傳達出折中的判斷、中庸的立場、中和的情感，不僅清晰地呈現出對待兩端之間尚中致和的旨趣，而且將其物極必反、循環往復的質態穩定特質也一并呈現出來了。戰國后期的荀子說“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荀子·王制篇》）；北宋的程顥說“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二程遺書》）；明代的羅欽順說“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辟，一升一降，循環無已”（《困知記》卷上）等。眾多對待型句式，如“一盛一衰”“一文一質”“一治一亂”“一分一合”的大量出現，使中國古典知識體系在整體價值取向上呈現出中和的品格與循環的色彩。

今人談論對待，往往就會想到對立。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西學東漸”以及黑格爾式辯證法的廣泛傳播，使得傳統的對待之法逐漸沉淀到思想文化深處，鮮為人知了。兩相比較，對待不同于對立，兩者產生于不同的思想土壤。對待源自中國的經典釋義傳統，對立則源自西方的身心二元論與主客二分的思想。作為認識世界的基本方法，兩者最根本的區別在于背后的世界觀、宇宙觀，也即天人合一與主客二分的不同。對待體現了傳統中國人看待世界的一種態度，人與世界是一體的，人在世界之中，天、地、人“三才”合一。對立體現了現代人看待世界的一種態度，那就是人與世界是兩分的，人在世界之外，認識并改變世界。對待的兩端，A中有B，B中有A，同源共生、相反相因；對立的二元，有A必有非A，一正一負，兩者相斗產生B。因此，對待講的是合，對立講的是分（夏靜《“順著說”與“倒著說”——傳統文學思想史研究中的學術自信問題》）。對待也承認兩分，但于分中更重合。對待的兩端必須有所待，不即不離，在互補中并生，在相離中并育，在動態平衡中凸現整體的意義。就本質而言，中國式的對待之法，以天人合一、萬物相通、一氣流行的宇宙觀為思想基礎，與西方傳統的二元論、黑格爾式的辯證法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對待與對立的不同，自根源處便體現了中西學術的固有差異。

（作者：夏靜，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