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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漢初年，開陽城（今臨沂城）的初夏，晨霧未散，陽光透過竹簾灑進一間低矮但整潔的官舍。屋內木案上整齊地碼放著一束束新削制好的竹簡，空氣中彌漫著淡淡的竹香與墨香。

　　這些寫滿字的書簡，因各種機緣，被隨葬在開陽城南、當地人稱為銀雀山的高地上。1972年4月，山東博物館與臨沂文物組在此聯合發掘了兩座古墓，出土了近五千枚簡牘。

　　竹簡雖微，大道存焉。“銀雀山漢簡文化展”近日在山東博物館陳列，首次全面展示銀雀山漢簡內容，融匯數字科技與人文研究，讓沉寂的學術瑰寶重煥生機，使冷門“絕學”綻放時代華彩。在這里，每一道墨痕折射著先民智慧的密碼，每一枚簡牘訴說著中華文化傳奇。

　　工拙不同，面目多樣

　　據參與銀雀山竹簡整理保護工作的山東博物館研究館員張穎昌介紹，這批竹簡的尺寸大致可分為三類：約5000枚竹簡長27.6厘米，另10枚竹簡長18厘米，其寬度在4至6毫米之間；《元光元年歷譜》32枚竹簡，長69厘米，寬1厘米。之所以要將這批竹簡的尺寸如此精確地呈現出來，緣于書寫在上面的微小字跡帶給觀者的視覺震撼。處于飽水狀態的竹簡封裝在試管中，書跡呈現給觀者已有了些微的放大，但依然微小得令人震撼。

　　當觀者看慣了漢代摩崖、碑刻木牘以及經過放大的精美印刷品，看慣了后人書寫隸書的鴻篇巨制，突然看到這些如此微小的漢代書跡，總覺得視覺上不適應，而這些書跡卻是西漢日常書寫的真實存在，它們靜靜地浸泡在液體中。銀雀山竹簡微小的尺寸以及書寫于其上的微小書跡，是帶給觀者最直觀的視覺沖擊。

　　銀雀山竹簡的書寫并非出自一時一地，也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工拙既有不同，面目也呈多樣，大致有書寫工穩與草率之分，筆意樸厚溫和與峻拔剛健之分，形體右高與右低之分等。

　　遙想當年，數位身穿深衣、頭戴幘冠的書佐端坐于案前，左手輕執一片竹簡，右手執筆懸空，神情專注，略帶肅穆。他們是受過嚴格訓練的專職文書抄寫人，年少時便熟習六體，能識九千字以上，才得以入仕為吏。他們的書寫不僅關乎記錄，更關系政令傳達、軍機要務，因此每一筆都需精準、工整、合乎規范。

　　屋外傳來遠處街市的喧鬧聲，偶爾有馬蹄踏過石板路的清脆聲響，屋內卻安靜得仿佛隔絕了塵世。書佐的手腕微微抬起，筆鋒輕入紙面，第一筆“蠶頭”悄然落下，橫畫緩緩向右上方傾斜，燕尾收筆自然，不顯張揚。隨著節奏的推進，長撇如風拂柳枝，彎鉤似水流回旋，每一個動作都熟練而從容。

　　他們抄寫的是一部兵法，內容涉及孫吳之術，用以指導戰陣調度。雖只是日常公務的一部分，但他們仍不敢懈怠，因為這些文字將被送往軍中，甚至可能影響一場戰爭的勝負。他們深知自己雖是“刀筆小吏”，但手中的那支毛筆，實則重若千鈞。

　　有時，他們會因速度加快而筆跡略顯草率，筆勢左高右低，像是隨心所欲，卻又暗含章法。這種快速書寫的習慣，源于多年的經驗：左手持簡，右手懸空，身體略微前傾，正是最便于連續書寫的方式。他們并不刻意追求美觀，但那份自然流露的筆意，反而透露出極高的書寫素養。

　　這批簡牘內容豐富，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晏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七年視日》等古籍及古佚書，涵蓋軍事理論、治國方略、陰陽數術等多個領域。其中，《孫子兵法》與失傳千余年的《孫臏兵法》同墓出土，使自唐宋以來關于孫武、孫臏其人其書的學術爭議得以澄清。

　　據孫子研究院兼職研究員高友謙考證，出土簡牘的銀雀山一號墓的年代應為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至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三月；二號墓的年代應為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而一至六號墓應是一個家族墓群，該家族的國屬和里籍為西漢城陽國（后屬東海郡）開陽縣；該家族的姓氏為“司馬”，二號墓主姓“召（邵）”，四號墓主姓“門”；一號和三號墓主的身份都是城陽國的軍官；一號墓中之所以隨葬大量兵書，可能和當時淮南王、衡山王之獄引起的緊張局勢有關。

　　傳古守今，任重道遠

　　銀雀山漢墓竹簡的價值，如廬山真面目一般，橫看成嶺側成峰，還有待深度挖掘。比如，傳世的《孫子兵法》共十三篇，第一篇叫《計》，此“計”非一般計策，而是“總計”，講戰爭的決策籌謀。《計》篇第一句話是“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開宗明義指出戰爭是關乎生死存亡的“國之大事”，不能不認真對待，歷來學者都認為這是“慎戰”思想的表達。所謂“慎戰”，是指慎重地對待戰爭，反對輕易用兵。

　　除了這一處，《孫子兵法》第十二篇《火攻》篇末還有一段話，通常也被認為是“慎戰”思想的反映，具體內容如下：“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兇，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這段話生動形象地告誡世人：戰爭影響巨大，一旦開戰，可致國家滅亡，生靈涂炭，國君和將領不能因為一時之怒而興師動眾挑起戰爭，否則覆水難收，將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然而，這段話作為《火攻》篇的末章，和“火攻”的戰術沒有多少關聯，自古就引起了讀者的疑惑，不少學者從“火攻”出發，試圖對其進行闡釋。

　　要真正理解這段話，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蘇芃認為，銀雀山漢墓竹簡便給出了答案：一塊寫有《孫子兵法》十三篇篇題的簡牘，雖有殘損，但清晰可見《火攻》和《用間》的篇題排列次序與傳世本不同。這些簡牘，以《用間》為全書倒數第二篇，以《火攻》為全書最后一篇。

　　也就是說在西漢前期的傳本中，至少存在一種古本《孫子兵法》，十三篇的編連次序與傳世本存在較大差異，以《火攻》為全書最后一篇。基于這種認識，再來討論《火攻》篇末反映“慎戰”思想的文字，這段文字不僅是《火攻》的末章，更是全書的結語，在講解各類權謀與戰術之后，重申作者反對戰爭的基本態度，與開篇遙相呼應。

　　這種篇章次序可能更接近十三篇本《孫子兵法》的古貌，但由于后世傳承之中篇次的調整，使這段全書結語的文字，湮沒在了《火攻》篇里，因此帶來后世的各種歧解，遂成千古疑案。如果上述推論屬實，也從側面證明，十三篇本的《孫子兵法》早在西漢前期就已經首尾俱全，前后照應，形成了一套相對獨立完整的文本系統。

　　蘇芃分析，銀雀山漢墓《孫子兵法》篇題木牘提供的這種古書編次的新視角，不但有助于理解詮釋《火攻》末章文字，而且可以揭示“慎戰”思想在《孫子兵法》一書中的重要性。距今兩千多年的我國古代軍事思想家，在編纂兵法、宣揚兵法的同時，始終不忘提醒大家戰爭的危害性，甚至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來審視戰爭、反思戰爭，倡導“非危不戰”的“安國全軍之道”。這類“慎戰”思想在當今社會，仍有現實意義。

　　而竹簡背后的那些謎團，如竹簡材料來自何方，書吏在代際間如何傳承，墓主人是何身份，書簡書風對臨沂書法的影響等，還有待破解。在AI時代，通過技術手段對竹簡文字識別與轉錄、書法風格分析、文字痕跡鑒定、古漢語語法與詞匯研究，都可以為我們重建當時的地理環境、社會結構及文化交流網絡提供幫助。正所謂，兵學遺珍，傳古守今，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