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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底色為文化特色提供養分，文化特色為文化本色奠定基礎，文化本色進一步助推文化底色深化內涵。新時代提升文化主體性的三重境界本質是中華文明從“文明自覺”到“文明自立”再到“文明輻射”的躍升過程，這一過程不僅是中華古老文明生命力的動態激活，也是現代中國參與全球文明對話的戰略選擇，體現了從內在覺醒到外在彰顯的動態發展邏輯。

新時代提升文化主體性，擦亮文化底色、提亮文化特色和彰顯文化本色，體現了“主體性覺醒”到“主體性強化”再到“主體性外顯”的遞進式發展，構成了文化主體性的完整鏈條。其中，覺醒層解決“根從何立”的身份焦慮，強化層回答“何以不同”的認同問題，外顯層完成“如何引領”的實踐使命，形成“認知-認同-引領”的動態演進閉環。新時代提升文化主體性的三重境界本質是中華文明從“文明自覺”到“文明自立”再到“文明輻射”的躍升過程，這一過程不僅是中華古老文明生命力的動態激活，也是現代中國參與全球文明對話的戰略選擇，體現了從內在覺醒到外在彰顯的動態發展邏輯。

擦亮文化底色是提升文化主體性的“基因源頭”

新時代提升文化主體性首先而且必須要擦亮文化底色，確立“歷史合法性”，解決“根從何立”的核心問題。具體而言，一是破除“他者凝視”，明確“我們從何而來”。中華文明作為唯一未曾中斷，并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內生型文明，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奠定了深厚的歷史根基。提升文化主體性必須植根于歷史文化沃土之中，在傳承與創新的動態平衡中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賡續中華文明根脈，在多元文明構成的全球坐標系中，錨定中國方位，構建不可撼動的精神坐標。二是打破“西方中心論”解釋框架，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體系。這種文化理論體系的獨特性在于：它既不是“博物館里的標本”，也不是“制度、文化、觀念上的舶來品”，而是始終保持著“創造性張力”的活態系統。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兩個結合”的重要論述打破了“傳統-現代”“中國-西方”二分模式，為新時代提升文化主體性提供了堅實的哲學支撐。讓我們能夠在更為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提煉文化內核，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三是解碼傳統基因，延續文化根脈。由于五千多年文明時空的演變，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之間需要通過現代化轉換，激活和轉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通過概念轉化和語境轉換使之適應當代需求，將優秀傳統理念轉化為當代實踐命題，實現傳統核心價值觀的現代轉化；通過形式改造使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具象化為可感知、可應用的文化符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絕非簡單的“老酒新瓶”，也不是簡單的“復古”或“西化”，而是通過基因重組實現文明的迭代升級，讓千年文明成為滋養現代中國的源頭活水。

提亮文化特色是提升文化主體性的“活化載體”

新時代提升文化主體性最為重要的命題是提亮文化特色，形成“一眼可辨”的中國標識，破解“何以不同”的認同難題。其核心在于構建差異化、具有辨識度的文化符號體系，形成既植根本土又面向世界的現代文明形態，實現從“文化認知”到“文化認同”的跨越。這一過程需要從三個維度實現深層突破：一是歷史縱深與當代延展的雙向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能僅僅是一種停留于思想理念層面的資源型存在。要將豐富的思想理論資源進一步轉化為具體生動鮮活的實踐，需要回應時代命題，走近日常生活、走進人們心靈深處、走向世界，與多樣文明、多元文化不斷碰撞融合，使中華文明始終保持著生命張力，始終處于被激活、被激發的狀態。二是文化資源與科學技術的雙向賦能。這種互構關系既非技術決定論的文化附庸，也不是文化保守主義的技術拒斥，而是通過技術賦能范式革新促進文化與科技的共演共生。通過科技賦能文化IP轉化、活化，實現文化IP從靜態資源到活態文明的質變；通過文化促進科技發展、創新，借助數字敘事、情感敘事等喚醒集體記憶，將抽象的價值觀具象化，形成兼具傳統美學與現代傳播力的符號體系。三是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的雙向奔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五千多年心路歷程的結晶，蘊含著民族智慧的光芒。它不僅作為精神文明的核心，塑造著中華民族歷史，而且在與世界文明雙向傳播交流中顯示出自身的特色與價值。在文明沖突中重釋“和而不同”的文明觀，提煉“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激活“天下為公”的政治倫理，與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鑒，不斷豐富世界文明百花園。

彰顯文化本色是提升文化主體性的“守護防線”

新時代提升文化主體性最終要落腳在彰顯文化本色，以文明對話超越文明沖突，回應“人類社會向何處去”的時代之問。一是在文明演進中創新輸出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基因。提升文化主體性既立足歷史根脈，又觀照時代需求，更指向文明未來，共同塑造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品格。一方面，積極回應時代命題，以全球視野重構中華文明敘事，如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詮釋“天下大同”，用“一帶一路”實踐演繹“和合共生”，形成具有國際傳播力的話語體系。另一方面，文化自信不僅是“堅守傳統”，更是以主體意識參與全球文明規則制定，為人類文明存續提供更多元的選擇。二是在跨文明對話中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當今世界，文化逆差的消解不再依賴簡單的內容輸出，而是通過重塑文化生產-傳播-消費的全鏈條，重建文化主體性，從而保持文化基因的獨特性與文明對話的包容性之間的動態平衡。如今網絡文學出海形成“文化逆差”新態勢，重構全球流行文化格局。這種文化格局重構的本質，體現了技術革命賦能下的世界文明發展的多中心、多元并存的大趨勢、大局面。在這一歷史趨勢下，推動不同文明與地域發展跨文化解釋框架，構建平等對話的話語體系，才能實現文明間的認知對齊與價值共生。三是在全球治理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全球南方”的崛起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鮮明標志，這不僅是物質力量的重新分配，更預示著文明多樣性的復興和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模式的創新。參與全球治理，進一步推動文明多樣性需要內外聯動：對內通過文化主體性凝聚社會共識，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精神支撐。通過技術賦能文化表達，釋放文化生產力，防止算法霸權稀釋文化獨特性，警惕“文化自負”與“文化自閉”的雙重陷阱，在開放包容中保持主體定力。對外將傳統“絲路精神”轉化為全球治理方案，在確保民族文化傳承的同時，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文明演進路徑，從而推動構建“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全球文化生態。

文化底色為文化特色提供養分，文化特色為文化本色奠定基礎，文化本色進一步助推文化底色深化內涵，新時代文化主體性三重境界的協同推進，使中華文明在數字技術重塑人類文明形態的今天，為破解“文明終結論”提供了東方智慧——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于復刻歷史榮光，而在于讓傳統基因在時代演進中永續突變，生生不息，使五千多年的文明成為滋養未來的活水，最終實現“古老的東方智慧為解決人類共同問題提供新方案”的文明使命。這種賡續既是文化自信與文化主體性的彰顯，更是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多樣性作出的重要貢獻。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文化自信與文化主體性建設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