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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其文化生命體深厚而廣大。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創造和積累了豐富而優良的傳統文化，其中蘊含著許多深富民本關懷的政治思想傳統和治國理政智慧。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引，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充分挖掘和闡發中國政治思想傳統和治國理政智慧，使之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無疑是“兩個結合”的題中應有之義，亦是中華文明實現重光的必由之路。

中國政治思想傳統的三大特色

回望中華文明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在春秋戰國時期這一學術思想勃興的中國精神軸心時代，諸子百家為了回應時代的挑戰，胸懷天下之興亡、關切國家之治亂，汲汲于深入反思和系統探求治國為政的理想治道，從而奠定了中國政治思想傳統和中華文明可大可久的思想根基。那么，這一思想根基究竟具有什么樣的特色呢？梁啟超先生嘗言，自春秋戰國以來，我國政治思想便具三大特色，即世界主義、平民主義或民本主義、社會主義。

在中華文明的歷史上，民本主義的政治信念與思想傳統可謂源遠流長而歷久彌新，它可以上溯至上古三代尊天重民或敬天保民的思想傳統，“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可謂是對民本主義政治理念的經典表述。降至春秋戰國，儒、墨、道諸子興起，其政治思想蓋莫不具有鮮明而濃厚的民本主義特色，他們主張德化仁政、制民之產、保障民生、尊重民意、贏得民心，或者兼愛非攻、節用利民，又或者順應民情，以百姓心為心。雖然其具體主張內容或有這樣那樣的差異，但其核心要義不外乎強調對治國理政的根本見解，即立君所以為民，故保障人民之生存與福祉當為治國理政之道的重要原則。

對于深陷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的苦難，任何富有道德良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不可能無動于衷，諸子各家皆“思以其道易天下”（《文史通義·原道中》），正是為了解民于倒懸，拯民于水火。然而，人民何以會深陷于倒懸和水火之中呢？主要是由社會不公造成的，是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以及國家彼此間的紛爭和沖突的必然結果。正唯如此，故諸子的政治學說莫不以解決國計民生問題為中心，而其生計學說的最大特色則是“常以分配論為首位，而生產論乃在次位也”，而分配以實現社會公正、貧富均平為理想目標，以致“孔墨孟荀商韓以至許行白圭之徒，其所論列，殆無一不帶有社會主義色彩”。

與此同時，諸子的政治學說亦莫不以追求天下的和平統一為目標，其平天下主義也就是以人類全體之共同福祉為鵠的世界主義，形成了當時的一種時代精神的運動。誠如錢穆先生所言：先秦諸子，實在沒有一個人抱著狹義的國家主義。當時一般學術思想，都抱有一種“天下觀”，所以說：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如《大學》所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層層遞進，不斷擴展，此乃是一項可大可久的人類事業，而天下治平的終極目標便是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人類共同體理想的實現。

　馬克思主義的傳入與古老中國的新生

毋庸諱言，上述政治思想傳統中所蘊含的崇高而深遠的政治理想，由于種種主客觀方面的原因和歷史條件的限制，無法完全發揮其影響與作用，故難免發生高明而不落實之病。歷史地講，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并非一帆風順，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在過去常常陷入治亂盛衰的王朝循環當中，內部的分裂與紛爭、外來異族的侵侮與入主危機不斷發生，近代中國更是遭遇和經歷了由列強瓜分蠶食、侵略欺凌所引發的喪權辱國、亡國滅種的“至暗時刻”。

受西力東侵這一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刺激，百余年來中華民族奮起反抗、急起直追，甚至唯泰西是效以謀求國家富強和民族復興。不過，在盡量吸納學習西藝、西制和西學之優長并進行了種種嘗試后，中國人民最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中國的成立真正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命運，使之最終走出近代以來國家衰敗和民族危亡的境地。

那么，中國人民何以選擇接受馬克思主義并愿意走社會主義道路呢？這與悠久深厚的中國政治思想傳統和國民意識中強調民為邦本的民本主義精神、向往社會公正和貧富均平的社會主義信念以及以世界大同為終極理想的平天下主義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正因為如此，先進的中國人不僅追求民主共和的理想，也更容易接受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因其以解放受壓迫和剝削的勞苦大眾為鵠的、以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理想為目標，與中國政治思想的上述三大特色最為親緣和最相契合，亦最能產生同鳴共振，因為它們共同擁有關切民生福祉、追求社會公正均平和胸懷天下蒼生的崇高理想與博大情懷。

事實證明，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最終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堅定弘揚者。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理論武器，指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從根本上解決人民現實的實際生存需要，領導中國人民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這不僅使古老中國最終走出民族危亡的困境而獲得新生，也使中國文化擺脫危機走出困境，給偉大中華文明的復興帶來了生機。

“舊邦新命”與中華文明的重光

不可否認，近代以來的中國人始終面臨著古今中西之爭的文化難題，這是我們國家和民族在邁向現代化進程中所必須面對和解答的。說到底，也就是馮友蘭先生所說的“舊邦新命”問題。所謂“舊邦”，就是祖國，就是中華民族，而“新命”，就是現代化，就是建設社會主義。

然而，“舊邦新命”的歷史使命或任務的實現與完成，并非一帆風順，因為在處理困擾著人們的古今中西之爭特別是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問題時如果難以得其平衡的話，就難免要陷于迷惘和偏失之中，甚至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遭受嚴重挫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建設進程中，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完成“舊邦新命”的歷史課題與宏偉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此，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始終堅持堅定的人民立場，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代表人民、植根人民、依靠人民、一切為了人民，始終堅定走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始終領導中國人民走共同富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明確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領導中國人民實現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習近平總書記不僅心系中國人民的福祉安康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且胸懷天下，提出全球發展、全球安全和全球文明三大倡議，提出構建休戚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世界朝著更美好的方向發展。“中國人總愿意與天下之人，同進于大道，同臻于樂利。有什么辦法，可以使天下的人，同進于大道，同臻于樂利，中國人總欣然接受。”毫無疑問，作為“文明大國”的卓越政治家和“人民領袖”，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思想充分體現了在毫不動搖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前提下，賡續與弘揚中國政治思想的三大特色，即民本主義、社會主義和世界主義，不僅激活了古老的中國智慧，更在實踐中將之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到嶄新境界。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馬克思主義在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以其無與倫比的改造社會現實的革命精神和實踐智慧，徹底改變了古老中國的面貌，使之獲得了新的生命。然而，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加速和持續深化，我們清醒認識到，任由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的魂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一直處于彼此疏離和相互輕忽的基礎上，不可能建成一個真正富有生機與活力的強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要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魂脈指引，同時也必須高度重視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留給我們的豐厚滋養，必須將我們的根深深地扎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沃土當中。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

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結合”不僅可以使雙方“互相成就”，從而造就“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而且可以筑牢我們的“道路根基”，“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了更加宏闊深遠的歷史縱深，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結合”也必將使中國政治思想傳統中的民本主義精神、社會主義信念和世界主義理想，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事業亦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等的進程中重放光芒，這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偉大勝利，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華文明重光的歷史見證；這既是我們的文化自信所在，也是我們對“舊邦新命”的信心所系，因為“兩個結合”和“舊邦新命”的偉大實踐必能為中華文明的重光提供強大精神動力與行動指南。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孔子研究院“泰山”學者特聘專家；本文系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課題“‘兩個結合’的重大意義和豐富內涵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為：24&WZD02；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華文明精神特質和發展形態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2JZD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