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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推崇“實錄”的中國古代史家，還是追求“據事直書”的西方“蘭克學派”及其后世學者，都將“真實地記錄”視作歷史著作的最高標準。然而，后現代史學認為歷史著作中“絕對客觀的歷史真實”并不存在。雖然后現代史學理論中的偏激觀點已被擯棄，但是正如學者所言，“史料或者說歷史事實要說話，靠的是歷史學家將它們編排為有機的整體……通常我們要求于一個歷史文本的，是要它傳達歷史的真實……然而，由真的陳述構成的整體畫面，卻難免有片面和歪曲的嫌疑……在歷史學家針對某一個主題選擇史實時，可能有著主觀性和自由度，其間也并非就全然沒有帶有一定強制性的約束……從這一點出發，在謹慎得多的意義上來討論歷史學的客觀性，才是一條可行的途徑”（彭剛《相對主義、敘事主義與歷史學客觀性問題》）。

當我們謹慎討論歷史學客觀性時，需重新審視《左傳》賦詩引詩這一經典問題。傳統賦詩引詩的研究重點在《詩經》。《左傳》僅作為堅實可靠的歷史著作，被用來論證春秋時期《詩經》采錄、結集、傳播、運用等情況。這些研究成果忽視了《左傳》的書寫活動對賦詩引詩的影響。換言之，《詩經》具體詩篇在《左傳》中的實際使用情景不盡相似。作為先秦文獻材料，《左傳》賦詩引詩有各自的材料適用界限，即所謂“文本邊界”。

一

綜合諸家統計，《左傳》賦詩引詩文本共157條。這157條賦詩引詩與《左傳》之間的關聯，可由表及里劃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是《詩經》篇目在《左傳》中屬于國君、卿大夫、貴族女性或樂工創作吟誦的賦詩，還是君子或春秋時人發表言論時引用的引詩。33條《左傳》賦詩文本按照使用情形可分為創作《詩經》篇章的“造篇”和吟誦已有《詩經》篇章的“誦古”。賦詩者均為春秋時人。124條《左傳》引詩文本根據引詩者身份可分為君子引詩和春秋時人引詩。春秋時人引詩依據其在敘事中的功能，又可細分為闡述觀點、判斷形勢、表明心跡和作出預言四種類型。

第二層是不同類別的賦詩引詩文本，與所屬歷史事件之間的關聯性。賦詩中創作《詩經》篇章、引詩中君子引詩與闡述觀點的春秋時人引詩，均與所屬歷史事件存在一定程度的疏離。相對而言，賦詩中吟誦已有《詩經》篇章，引詩中判斷形勢、表明心跡與作出預言的春秋時人引詩，則與所屬歷史事件聯系密切。

第三層是不同類別的賦詩引詩文本，與《左傳》書寫重點之間的關聯性。《左傳》所載史實以齊桓公去世（僖公十七年）和晉楚第二次彌兵之會（襄公二十七年）為界，可分為三個階段。《左傳》在書寫這三個階段的歷史事件時，其書寫重點并不相同。賦詩中創作《詩經》篇章的“造篇”和引詩中的君子引詩，不受《左傳》書寫重點制約。而賦詩中吟誦已有《詩經》篇章的“誦古”和引詩中的春秋時人引詩，均受到《左傳》書寫重點的影響。尤其是朝聘盟會等儀式場合的賦詩，是《左傳》書寫晉楚爭霸的關鍵敘述因素。同時，春秋時人引詩的文本數量與《左傳》全書言論數量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性。春秋時人引詩數量隨時間推移而逐漸增加，符合《左傳》后期重點書寫卿大夫言論的特征。

綜上所述，賦詩中的“造篇”和君子引詩，不僅與所屬歷史事件聯系松散，而且也不受《左傳》書寫重點的制約。賦詩中的“誦古”和春秋時人引詩均受《左傳》書寫重點制約，但與所屬史實的關系較為復雜。不同類別的賦詩引詩在《左傳》中的具體適用情境并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論。

二

春秋時人引詩和吟誦已有《詩經》篇章的春秋時人賦詩，均在不同程度受到《左傳》書寫重點與所屬歷史事件的制約。

《左傳》書寫重點對這兩類賦詩引詩的制約，關鍵在《左傳》三個階段的文本書寫重點并不相同，呈現明顯的書寫轉向。具體而言，齊桓公去世之前（隱公元年至僖公十七年）重點記述鄭莊公小霸和齊桓公稱霸。齊桓公去世至晉楚第二次彌兵的階段（僖公十八年至襄公二十七年）重點記述晉國和楚國對中原諸侯國的爭奪，即所謂“晉楚爭霸”。二次彌兵后至魯哀公欲去三桓（襄公二十八年至哀公二十七年）重點記述各諸侯國的內憂外患。吟誦已有《詩經》篇章的春秋時人賦詩，就與《左傳》第二階段重點書寫的晉楚爭霸關系密切。而《左傳》第三階段沒有明確的歷史主線，書寫重點是諸侯國內憂外患。此期卿大夫言論數量急劇增加，春秋時人引詩數量也隨之激增。因此，作出預言的春秋時人引詩與《左傳》其他預言共同以“預言—應驗”的因果邏輯，記述春秋后期紛繁復雜的歷史進程。

所屬史實對這兩類賦詩引詩的制約，體現為《左傳》記述具體史實時不可或缺“誦古”賦詩與春秋時人引詩。換言之，賦詩中吟誦已有《詩經》篇章，引詩中判斷形勢、表明心跡與作出預言的春秋時人引詩，都是《左傳》記述歷史事件的有機組成部分。春秋時人“誦古”賦詩始于秦穆公送晉文公回國奪取國君之位前夕（僖公二十三年），結束于吳師破楚國都時申包胥去秦國請求出兵援楚之際（定公四年），與《左傳》記載晉楚爭霸的時間段重合。同時，“誦古”賦詩及時生動地呈現出長達百年的晉楚爭霸情形。如《左傳》第三階段書寫重點由爭霸轉向內亂，但第三階段仍有6條“誦古”賦詩涉及晉楚爭霸，反映晉、楚兩國爭奪鄭國臣服以彰顯霸主地位的最新進展。又如，作為依附霸主的小國國君或卿大夫在盟會聘問等場合“誦古”賦詩再得體，也改變不了小國不從晉就得從楚的附屬地位。何況“誦古”賦詩不當，會為本國招來災禍。而判斷形勢、表明心跡與作出預言的春秋時人引詩，則是《左傳》記述具體歷史事件時必不可少的敘述要素。闡述觀點的春秋時人引詩雖與所屬史實之間相對疏離，但也是歷史事件的敘述因素。

此外，賦詩中的“造篇”雖頗具文學史料價值，但數量過少且與所屬史實聯系松散。君子引詩則完全不受所屬史實制約。剝離具體史實中的君子引詩，并不影響《左傳》所載歷史事件的完整性。值得一提的是，君子引詩和闡述觀點的春秋時人引詩，其言論內容是相對獨立的道德觀念和治國原則，如“忠”“信”“任人唯賢”“施惠于下”等。

三

以《左傳》賦詩引詩作為個案，可知《左傳》在記述歷史事件時包含三種敘事結構，分別是：單純記述歷史事件；以歷史事件為引子闡述觀點；拋開歷史事件敘述而重在評價時人時事。這三種敘事結構或單獨或組合出現，加之“預言—應驗”的敘事邏輯，以及數量眾多的君子和春秋時人言論，使得《左傳》的書寫活動呈現出龐雜繁復卻有條不紊的特征。

同時，君子引詩和闡述觀點的春秋時人引詩，其言論闡發了諸多獨立完整的道德觀念和治國原則。它們體現出《左傳》“言事相兼”的書寫特征，即《左傳》不僅詳細記述史實，還載錄眾多言論。尤其是道德觀念和治國原則，是君子和春秋時人面對政治社會不斷動蕩總結出的生存經驗與政治智慧。春秋早期周王室逐漸喪失統治權、春秋后期霸主制度不斷崩潰。針對這樣的現實情形，《左傳》書寫者借春秋時人和君子之口為歷史事件提出合理解釋、為動蕩現實尋求應對之道。正所謂“古之圣王，欲傳其道于后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后世子孫，欲后世子孫法之也”（《墨子·貴義》）。《左傳》載錄君子和春秋時人的言論，延續了前人將“春秋”文本用作國子教育的悠久傳統。

要之，《左傳》盡可能周密全面地載錄春秋時期多樣的歷史細節與豐富的時代觀念。正是這種對歷史事件的多維展現、對古人觀念的詳盡記錄，使其成為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經典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