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中國文學之源 中華文化之歌
來源：中國民族報作者：甄蕓 2025-01-06 16:45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Ai制圖 吳艷制
《詩經》是中國文學輝煌燦爛的源頭之一，是中華文化的一部經典之作。《詩經》之韻，在于它以素樸真摯的語言鐫刻先民的生活智慧與情感表達，匯聚中華民族精神的深層力量；《詩經》之藝，在于運用獨特的賦比興手法承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哲學思考，映射人文價值的永恒追求；《詩經》之光，在于憑借超越時空的文化感召力，涵養民族凝聚力與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激發我們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刻認同和世代傳承。
“不學詩，無以言。”從草木鳥獸、男女情愛，到田園牧歌、人生百態，兩千多年來，《詩經》以生命的百般形態、生活的質樸細節、人間的煙火氣息，塑造著中國人的精神底色與審美范式，并成為一種文化基因，融入中華兒女的血脈。
《詩經》入銘文的東漢神獸鏡。
風雅之源：積淀歷史文化，蘊蓄民族精神
《詩經》是誕生于周代禮樂文化中的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原名《詩》，或稱“詩三百”。它如同一幅跨越時空的畫卷，收錄了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紀）至春秋中葉（公元前6世紀）大約500年間的305篇詩歌佳作。從《詩經》收錄詩歌的地域來看，覆蓋現今的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以及湖北北部地區，也就是黃河、長江、漢水、渭水流域的廣大地區。這些地區在我國古代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構成《詩經》詩歌創作的地理背景。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類。作為音樂的分類，風、雅、頌不僅體現了我國古代音樂風格的多樣性，而且精準地劃定了音樂的不同用途和適用場合。“風”，宛如拂過廣袤田野的輕風，帶來160篇洋溢著15個諸侯國地方風情的民間歌謠，“國風”，是我國現實主義詩歌的源頭；“雅”，代表朝廷的正統之聲，在宮廷宴會或者朝廷集會時奏響，分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頌”，則是宗廟祭祀時的神圣頌歌，在祭祀活動中伴舞而起，以周頌31篇、魯頌4篇和商頌5篇的莊嚴旋律，回蕩著對神明、祖先的崇敬與祈拜。
《詩經》中的詩篇題材多樣、內容豐富，以細膩生動的筆觸勾勒出西周至春秋時期的社會生活與歷史圖景。詩篇敏銳地捕捉時代的政治風云、經濟脈絡、軍事較量，細致地描繪豐富文化、民俗風情以及人間百態，可謂對歷史真實的詩性記錄。因此，《詩經》除了作為古人抒情達意的載體，也向后世揭示了早期中國的社會結構、風俗制度、思想觀念乃至語言發展的脈絡源流，從中可以窺見中華民族的智慧積累與情感沉淀，感悟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的厚重底蘊。
南宋馬和之創作的《詩經》系列畫作之《鹿鳴之什圖卷》局部。 故宮博物院供圖
何以經典：鮮明的現實主義特質與偉大的現實主義精神
《詩經》自編纂之初，便蘊含著深刻的政治觀念與鮮明的現實關懷。“國風”中的詩篇，多由采詩官采風所得，或由地方官搜集整理，再經樂官加工后呈獻給天子，目的是讓天子通過詩歌了解社會風俗與民情實況，從而審時度勢，調整施政方略。《漢書》有云：“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揭示了《詩經》作為古代統治者了解社會民情、修正政治得失的重要價值，奠定其作為現實主義經典的牢固基石。
《詩經》的現實主義特質集中體現在樸素實在地抒寫現實生活，以深邃的目光洞察生產生活的復雜、社會關系的糾葛、自然環境的變幻以及個人情感的豐富，展現出對于現實生活的深切關注。《周頌·文王》中的名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表明周朝面對復雜局勢采取應時而動、務實創新的態度。《小雅·鹿鳴》以“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佳句，描繪賓朋滿座、樂聲悠揚的歡宴圖景，揭示禮樂文化在維系社會秩序中的重要作用。《豳風·七月》通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敘述，展現農耕社會中伴隨季節更迭而輪轉的農事活動，體現古人對自然節律的敏銳感知和生存智慧。《鄭風·子衿》中表露戀人之間綿長思念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之句，映射古人深切渴望真摯的情感，流露出對個體情感世界的細膩關懷。《詩經》的篇章始終緊密貼合社會現實，以詩意的語言記錄中華先民平凡日常中的智慧與情感，呈現他們直面現實生活的睿智哲思，勾勒出一幅幅鮮活的生活圖景。
《詩經》鮮明的現實主義特質同樣體現在貼近生活的豐富意象之中。《詩經》靈活而精妙地運用賦、比、興三種手法，迸發出強烈的藝術感染力。賦，作為直接敘述的表達方式，用不假雕飾的筆觸呈現生活場景，傳遞人物情感，給讀者帶來直觀而真切的感受。如《邶風·擊鼓》中不離不棄的誓言：“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描述的是戰友同生共死的決心。質樸的語言和不事修飾的表達，散發出執著的溫暖與深沉的愛意，觸動人心。比，即比喻，借助生動的比喻和形象的對比，使詩歌的表達含蓄雋永，讓讀者在聯想與想象中體味詩歌的深層意蘊。《衛風·碩人》中形容莊姜夫人的美貌時，便是比喻手法的絕妙運用，“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溫婉的古典美人形象躍然眼前，令人驚艷。興，是起興，通常以自然景物或生活片段作為開篇，引發主題或情感。如《秦風·蒹葭》開篇：“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以秋日河邊蘆葦的蒼茫景象起興，引發對心上人尋而不得的情思。自然景象營造出朦朧而幽遠的意境，喚起讀者對人生中可遇而不可求的境遇的共鳴。
《詩經》以賦、比、興的綜合藝術手法，將日常生活融入詩意的審美視野，賦予其更高的情感溫度與美學意蘊。根植于上古社會生活感性土壤的賦、比、興，經過歷史沉淀與理性提煉，凝結為中華民族獨特的藝術思維與審美范式，形塑中華民族樸素真誠、親和自然的內在氣質。
《詩經》更以其鮮明的政治洞察力與厚重的道德意識，成為表達人民心聲的現實主義典范。《詩經》中的政治詩以犀利的歷史視角，表達出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以德配天”的人本主義色彩。對于賢能的執政者，《詩經》毫不吝嗇贊美之辭，字里行間洋溢著對德政清和的由衷敬慕。如《召南·甘棠》中吟詠甘棠樹：“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這株甘棠樹之所以深受百姓珍視，是因為它是體恤民情、秉德施政的西周賢臣召公的休憩之地。
當然，《詩經》中同樣不乏對統治者的諷諫與警醒。這些諷諫詩猶如利劍般直指統治失范，真實傳達民聲。《大雅·抑》直斥享樂失德：“顛覆厥德，荒湛于酒”；《鄘風·相鼠》譏諷殘酷壓榨：“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魏風·伐檀》痛恨不勞而獲行為：“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魏風·碩鼠》控訴暴行無道：“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諷刺詩以敏銳的政治眼光與深沉的道德意識，揭露統治者的失德行為，表達出對美好政治秩序的熱切向往。《詩經》中頌賢揚善、貶惡斥邪的詩篇，昭示在中國悠久的政治文化傳統中，始終堅持是非分明、德行為先的政治價值取向。
吐魯番鄯善縣洋海1號墓地出土的前秦時期《詩經》寫本殘頁。
詩可以群：在維系國家統一與增強文化認同中扮演重要角色
孔子評價《詩經》的功能時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其中，“群”是指借助詩歌的吟詠傳習，可以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心靈相通與理解共融，進而孕育出和諧一致的集體意識。實際上，“群”涵蓋社會、倫理、語言、心理、價值及情感等多維關系的聚合，是凝聚民族精神力量的重要依托。
《詩經》使用“雅言”構建共同的語言文化基礎，為促進文化認同和推動大一統提供社會和歷史基礎。“雅言”即當時的共同語，也就是今日所說的通用語言。根據《論語·述而》記載，孔子在教學和禮儀活動時皆使用“雅言”，“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詩經》作為春秋時期的通行教材，也是用“雅言”講授和傳播的。通過在祭祀禮儀、音樂宴享等場合的廣泛應用，以及文人間的互動傳播，《詩經》開啟了我國古代語言使用“雅言”的規范化過程。
“雅言”不僅有利于消彌方言隔閡、實現有效溝通，更在倫理觀念與思維方式傳遞的過程中，促成人們彼此之間的理解，構建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表征體系。“雅言”還為國家治理中的“官話制度”確立雛形，繼而促進“書同文、語同音”文化制度的建立：即以統一文字和語言來加強國家的文化認同感和凝聚力。由此可見，《詩經》作為當時傳播“雅言”的重要文本，在維系國家統一性與增強文化認同方面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詩經》篇目涵蓋廣闊地域，融合了黃河、長江等流域及周邊族群的文學傳統，同時反映出各地域各族群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往來與融合。《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句，吟詠的是周人和“西戎”“北狄”之間的戰爭。《周頌·有瞽》中“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描繪了殷商遺民瞽人來到周王朝宗廟大庭上演練舞樂的場景，顯示周人對殷商文化開放包容的態度。《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反映當時社會結構中天子的統治秩序，表達出早期中華文明中對國家統一與天下共治的政治追求。
20世紀初，新疆吐魯番出土了與有關《詩經》的文書，“桃之夭夭”“薄伐獫狁”等經典詩句清晰可見。1972年，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出土了一批《詩經》殘卷，包括《周南·關雎序》《鄭風·緇衣》，還有《小雅》中的《湛露》《彤弓》《菁菁者莪》和《六月》。這些殘卷標注“義熙”字樣，是公元510年至525年麴氏高昌年號，足以證明1500多年前《詩經》的篇章已在西域廣為傳播。2006年10月，吐魯番鄯善縣洋海1號墓地出土包含《詩經·大雅》中的《抑》《桑柔》《云漢》等的寫本。甘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遺書中也有一定數量的《詩經》寫本，抄寫時間從六朝至唐代，是目前發現的大規模的中古時期手寫本。
中華文明是各民族、各地區優秀文化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相互碰撞、交流、融合、升華而形成的多元一體的、互相關聯的文化有機整體。《詩經》文本在邊疆地區的流傳，標志著中原禮樂文化的傳播擴展，見證了中原與邊疆地區文化交融的歷史與活力。
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翻譯的《詩經》英譯本。
聲聞于外：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詩經》以質樸的筆觸描寫現實，用真摯的情感觸動心靈，借高雅的審美浸潤人格，全面詮釋“溫柔敦厚”的文化精神與“以文化人”的人文情懷，堪稱彰顯中華文化底蘊和魅力的經典文本。當《詩經》跨越語言的藩籬，翩然融入世界文化的廣闊空間，它便成為溝通不同文明、聯結不同文化體系的媒介。通過各國語言的譯介，《詩經》憑借深邃的文化意蘊推動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與交流，為世界文明的多元共生與互鑒融通貢獻力量。
《詩經》的外譯及海外傳播最早開始于東南亞、東亞地區。漢武帝時期，《詩經》便已傳入今越南地區。越南后黎朝時期，《詩經》成為其科舉考試“論經義”科目的必考內容，黎朝十二世的科試即以《小雅·青蠅》詩句為題，說明其在越南教育體系中的重要地位。越南的詩歌創作廣泛引用《詩經》的詩句和典故，其形式、題材和意象等方面深受《詩經》的影響。1924年，越南詩人阮克孝等人將《詩經》翻譯為越南語，使這部經典在越南更廣為流傳。
《詩經》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傳入朝鮮半島。百濟王朝曾經請求梁武帝蕭衍派遣學者親往講授《詩經》，開啟中華經典對朝鮮半島文化教育的影響。新羅王朝規定《詩經》為官員必讀書籍，高麗王朝將《詩經》定為科舉考試科目，表明《詩經》在朝鮮半島的政治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朝鮮半島作家的小說與詩歌創作也常常引錄、模仿或借鑒《詩經》，使其思想與藝術風格融入其文學的本土創作，進而推動儒家文化在朝鮮半島的傳承和發展。
《詩經》在歐美的翻譯與傳播則可追溯至明清時期。1626年，比利時傳教士金尼閣將《詩經》翻譯成拉丁文，開啟《詩經》在西方世界的傳播之路。到19世紀，伴隨著“漢學熱”的興起，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將《詩經》的翻譯和研讀作為了解中國文化的途徑。其中，英國漢學家理雅各于1871年出版第一部完整的《詩經》英語譯本。理雅各不僅進行逐字逐句的精準翻譯，還在注釋中探討中國古代神話、歷史地理、風俗習慣等內容，極大地深化了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其譯本至今仍被歐美讀者推崇。繼其之后，1896年，法國耶穌會士顧賽芬采用法語與拉丁語雙語翻譯《詩經》，這一譯本與理雅各的英語譯本一樣廣受歡迎。
進入20世紀后，《詩經》的國際傳播力進一步擴大。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在完成英語翻譯的同時，還采用民族學的研究方法，探討中國古代的生活方式、節氣物候與風俗習慣，其譯本被視為20世紀中期《詩經》英語譯本的高峰之作。蘇聯學者什圖金于1957年完成俄語全譯本，推動《詩經》在俄羅斯及東歐地區的傳播與研究。1984年，西班牙漢學家杜善牧完成首部《詩經》西班牙語全譯本。
《詩經》外譯及傳播的歷程，彰顯出其在不同文化語境下的高度適應性及深遠影響力，為世界理解中國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媒介。深度闡釋并傳播《詩經》及其蘊含的仁愛、和諧與包容等核心價值觀，既有利于講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故事，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更有助于推動世界文化多元共存、和諧發展。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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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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