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社會，我們還需要禮樂文化嗎？
禮樂文化的時代新生來源：大眾日報作者：房偉 2024-11-19 09:43
禮樂被譽為“中國文化之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標志。禮，旨在規范外在行為；樂，重在陶冶內在情操。禮樂文化的精神滲透到古代中國的典章制度、倫理準則和個體身心修養等諸多層面，為中國人確立了共同的行為規范和價值體系，中華民族也因此成為多元一體的偉大民族。
禮樂文化的歷史流變
禮樂源于“事神致福”的巫術儀式和祭祀活動，“禮”乃祭神的供奉，“樂”則是娛神的歌舞，先民們借此來表達自己的虔誠之心，以期獲得神靈的庇佑，免災致福。考古發現表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龍山文化時期，禮樂在社會制度層面的初步建構就已生發，這在喪葬制度、祭祀制度、禮器制度等方面均有展現，奠定了中國禮樂文化發展的基石。
禮樂文化孕育于遠古，興起于三代，并在西周時期定型和成熟。周人尊禮尚施，是典型的“尊禮文化”。從《周禮》《儀禮》《禮記》等文獻的記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周時期的禮儀制度已相當完備，公務活動、生活日常、揖讓進退等都有相應的禮樂體系進行規范。除了禮制的完備，周代尊禮還體現在禮樂文化精神的革故鼎新。在周代人看來，國家的興衰存亡皆取決于“德”之有無與厚薄，周公制禮作樂，正是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換言之，西周時代在損益上古禮儀形式的同時，還賦予“禮樂”以“尊道崇德”“明德慎罰”等價值理念，尊禮崇德由此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的鮮明底色。
如果說周公制禮作樂奠定了中華禮樂文化的社會基礎，那么孔子則進一步將禮樂所蘊含的人文精神植根于中國人的內心。面對春秋末期禮崩樂壞、社會失序的社會現實，孔子深刻認識到，禮樂的形式并不能夠使社會變得安定有序，如何讓人們能夠自覺地踐行禮樂精神才是根本。于是，孔子一方面秉持損益之道，對傳統禮儀、禮制乃至禮學文獻都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整理；另一方面，孔子尤其重視在“人心”處用力，他納“仁”于“禮”，為禮樂文化的賡續發展找到了“仁”這種普遍化、內在化的價值支撐，賦予了禮樂文化以全新的生命力。
孔子之后，禮樂文化的精神與中國傳統社會的結合是全方位的，既有國家制度層面的滲透，又有日常生活層面的融合，可謂“耳聞目見，無非是禮”。從國家層面看，國家制度的禮樂化集中體現為“五禮”體系的建構與延續；從社會層面看，日常生活的禮樂化則表現為中國傳統倫理型生活方式以禮樂為基本特質。總之，透過禮樂，在不斷變換的時空里，在冠、婚、喪、祭的場域下，在坐、立、行、走的儀軌中，人們可以親身體驗仁愛與敬畏的深意，時時涵泳其中，將之內化于心，外化為行，成就了獨屬于中國人的禮樂人生。
不可否認，歷史上，隨著傳統社會的僵化、解體，禮樂文化也逐漸失去了活力，對社會發展的影響由積極轉向消極。這一歷史過程也影響了今人對禮樂文化的認知，以至于在今天一提到禮樂文化，就有人認為這是“封建糟粕”，與人人平等的現代理念相背離，或是將原本具有豐富而深刻內涵的禮樂文化片面地等同于磕頭、作揖等古代禮儀形式。這些都是對禮樂文化的誤解和偏見。當前，我們急需充分重視并且深入有效地普及禮樂文化知識，努力建構與當今時代精神相契合的新型禮樂文化。
禮樂文化的精神特質
我們在新時代重視并重構禮樂文化，并不是為了回到古代，而是要守正創新，積極推動禮樂文化的現代轉型。為此，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通過對禮樂文化內涵的闡釋，揭示其精神真諦，從而發掘其與現代社會的契合點。在綜合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的研究與體認，筆者認為，禮樂文化之生命力、真精神，可以用“仁、敬、序、別、理、情、時、中、節、謙、讓、和”十二個關鍵字加以概括。
從價值立場看，禮樂文化具有仁、理、情、和等精神特質。“仁”是禮樂的內在本質，禮樂則是“仁”的彰顯。如果沒有仁德，禮樂就會流于形式；反之若沒有禮樂，仁德也很難呈現；“理”是禮樂的天然合理性所在，禮樂的制定應是合乎天地之道，只有本于倫理、體現天理才能“禮理雙彰”；“情”是禮樂的根基，禮樂要建基于真情實感之上，要順乎人之常情，無情而守禮，禮樂就會流于虛偽；禮樂文化的最高價值體現在“和”，中國文化是崇尚“和諧”的文明體系，要追求“情理交融，美善合一”的境界，自然離不開禮樂的滋養與熏陶。
從價值追求看，禮樂文化具有敬、序、時、中等精神特質。“敬”是禮樂的內在精神，禮能夠涵養人的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又是恭敬之行的根基，要做到彬彬有禮，就應該時時刻刻將敬放在首位；“序”是禮樂之宗旨，禮樂本就源于某種符合天道的規則與秩序，同時它又能夠維護有規則、有秩序的狀態，以保障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時”是禮樂之靈魂，禮俗、禮儀和禮制要“因時制宜”“與時偕行”，不斷變革以符合時代精神，保持其合理性；禮樂的神韻之處集中體現為“中”，“制禮”需要“守中”，同時“行禮”則可以“得中”。
從價值規范看，禮樂文化具有別、節、謙、讓等精神特質。“別”為禮之用，禮承認自然界及社會中的差異性，同時又認識到“別異”所造成的對立、隔閡，禮樂相輔相成，能夠實現多元差異之間的和諧共處；“節”為禮之效，禮樂的出現，正是人對動物本能的一種抑制，也是人的文明意識的覺醒；“謙”為禮之德，謙既是儒家君子最重要的品質，同時也是一種處世智慧、處世之道；“讓”體現的是君子的胸懷和風度，恭謙禮讓，與人為善應當成為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精神風貌。
禮樂文化的時代價值
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積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是推進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路徑。作為中華文明的主干，“禮樂”可以“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傳·隱公十一年》）。傳承發展禮樂文化，能夠為新時代精神文明建設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禮樂文化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
第一，傳承發展禮樂文化有助于塑造當代中國人的精神品格，提升國民的文明素養。禮樂文化蘊含著豐富的道德資源，體現出鮮明的人文精神，同時它還是道德實踐的載體，承擔著塑造人格的教化功能。禮樂文化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仁愛友善”“相敬如賓”“寬容禮讓”等價值理念，依然是當代社會需要遵循的道德準則，是支撐人們向上、向善的精神源泉。傳統禮樂文化經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融入時代精神，一定能為塑造當代中國人的精神品格作出更大的貢獻。
第二，傳承發展禮樂文化有助于增強社會凝聚力，激發昂揚向上的精神力量。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紐帶。作為中華民族最獨具特色的原創性文化之一，禮樂文化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僅在精神內涵上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一脈相承，同時它還以禮儀、禮制、禮俗等外在表現形式，使文化的內在精神得以具體化、形象化和生活化，讓每個人都能感知、領悟，從而激發出強大的精神力量。如“七一勛章”頒授儀式、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烈士紀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儀式，在凝聚力量、教化人心、鼓舞士氣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彰顯著禮樂文化的時代力量。2019年10月1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次慶祝活動是“國之大典”，并給予“氣勢恢弘、大度雍容，綱維有序、禮樂交融”的高度評價。禮樂文化在新時代所具有的精神凝聚力、價值引導力和內在推動力，由此可見一斑。
第三，傳承發展禮樂文化有利于推進文化自信自強，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黨的二十大報告作出“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的重大部署，提出“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的要求。禮樂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文化精髓，與中華文明所具有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個突出特性深度契合，延綿不絕地傳承著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追求、價值體系、行為準則和生活樣態，成為中華民族能夠始終保持自立的有力支撐，也是我們今天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同時，禮樂文化所具有的愉悅性、審美性，能夠滿足人們的心靈需求，這對于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從而有效增加中華文化的話語空間與傳播力度，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清儒顏元曾言：“國尚禮則國昌，家尚禮則家大，身有禮則身修，心有禮則心泰”。體現著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風采的新時代禮樂文化，一定能夠成為賡續中華文脈、建設文化強國的寶貴資源和恒久動力。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禮樂文明中心副秘書長，山東孔子學會副秘書長）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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