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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即將在北京開幕。圍繞古典學與現代文明的歷史進程、中國的西方古典學的發展歷程、如何發展中國式古典學等議題，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了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古典學研究分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小楓。

“古典學不是一門象牙塔里的學問，因為古代經典不是在象牙塔中產生的，其中包含大量實踐智慧。”劉小楓指出，21世紀的中國學術若要有所成就，涵養未來中國學術的底氣，必須深入掌握西方傳世經典，并在此基礎上重新認識中國傳世經典。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的西方古典學研究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

劉小楓：西方的古典學專指古希臘羅馬研究，具體在四個方向展開。首先是古典語文學，即古希臘語和古典拉丁語研究，具體落實在古籍整理和文本校勘，這是西方古典學的基礎；然后是古希臘羅馬哲學、文學和史學三個方面的研究。

中國研究古希臘哲學的先驅是陳康先生，他在20世紀30年代留學德國，40年代初獲博士學位歸國，將當時新康德派的古希臘哲學研究取向引入中國，起點很高也很專業。他在抗戰后期帶出的弟子中，學術成就顯著的是后來執教于北京大學的王太慶教授和執教于中國人民大學的苗力田教授，他們的成就主要是翻譯古希臘哲學原典。

中國研究古希臘羅馬文學的先驅是羅念生先生，他曾游學美國和希臘，20世紀30年代回國，任教于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50年代后期轉入當時的中國科學院文學所。羅念生先生翻譯古希臘文學經典成就斐然，對引介古希臘羅馬文學厥功至偉。

新中國成立后，曾派出屈指可數的留學生到蘇聯學習古典學，而學成歸國者更少，后來作出卓越貢獻的僅王煥生先生，另一位是陳洪文先生，他若非過早離世，也會卓有成就。

史學方向的展開在新中國成立后，先驅人物有兩位。第一位是自學成才的林志純先生（筆名“日知”）。嚴格來講，他展開的是世界上古文明史研究，尤其注重翻譯積累文獻，古希臘羅馬史僅是其中一部分。日知先生在東北師范大學任教，改革開放后雖已年近七旬，仍借助研究生制度培育新秀，形成了難得一見的學術傳承。

第二位是王以鑄先生。他是人民出版社的編輯，但對開拓古希臘羅馬史學的貢獻，迄今讓后學感念。王先生早年考入北京大學，他告訴我，當時北京被日軍控制，他受不了日偽統治下的北大，就退學了。新中國成立后，王先生利用編輯工作之余做翻譯，改革開放后再度發力。

此外，水建馥先生也是出版社編輯，早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外語系，后與羅念生先生一起編撰了《古希臘語漢語詞典》。張竹明先生是學俄語出身，但他拜師自學希臘語和拉丁語，改革開放后翻譯古希臘文學作品，成就引人矚目。

值得一提的是楊憲益先生，他早年在英國牛津大學曾專研希臘羅馬文學和法國中古文學，回國后的主要成就是將中國古典文學經典譯成英文，在古希臘文學經典翻譯方面也獨樹一幟。

我在20世紀90年代轉向西方古典研究時，中國的西方古典語文學幾乎是空白，僅有肖原先生的《拉丁語基礎》，這是單純的語法書，不涉及古羅馬文史和經典作品。2003年起，我在中山大學哲學系開設西方古典語文課程，先是古希臘語和拉丁語各上一個學年，每周6學時，自己編寫教材；之后古希臘語上了三個學年，古典拉丁語上了兩個學年，不斷修訂教材。我期望將語文（語法）知識與文史知識和經典閱讀結合起來，于是有了《凱若斯：古希臘語文教程》（2007）、《雅努斯：古典拉丁語文讀本》，前者在2013年增訂再版，后者迄今還在抽時間修訂。晚近十多年來，各種或翻譯或編寫的古希臘語和古典拉丁語教材已經出版不少，但與文史知識和經典閱讀相結合的仍不多見。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中國與西方在古典學研究領域有何異同？

劉小楓：西方的古典學專指古希臘羅馬研究，而中國的古典學則應從中華文明傳統出發，除中國古典研究之外，還得包括西方的古典學，乃至古印度和阿拉伯文明的古典學，前者中國學界已有一定積累，后者幾乎剛剛開始。在歐美學界，這些學科是分立的，我們也可以分立，但至少中國古典研究與西方古典研究不要分立，這與現代中國面臨的歷史挑戰來自西方有關。

對西方古典時代的認識，我們也應有自己的視角。西方“古今之分”的歷史劃界時間在18世紀末期，即盎格魯—美利堅的獨立和法國大革命之后。借用20世紀90年代的一個時髦說法，“由于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歷史終結了”。我們有理由把13世紀至18世紀歐洲崛起的500年間出現的文史哲經典視為西方古典的組成部分之一。因此，對我們來說，西方古典學具體包含古希臘羅馬的古典和歐洲的古典兩大形態。

中新社記者：尼采曾主張從現代文明危機的視界出發看待古典學的意義，您怎樣理解？

劉小楓：尼采是德國古典學教育體制培育的尖子，但他試圖扭轉德國古典學的實證史學取向，即主張古典學不僅肩負著守護古典文明遺產的使命，還負有用古典精神滋養每一代新人心性的責任。在他看來，古典學是滋養心性的藝術，年輕學子應“走到一邊，閑下來，靜下來和慢下來”閱讀古典經典。“在一個匆忙、瑣碎和讓人喘不過氣來的時代”，古典學教年輕人“緩慢地、深入地、小心翼翼地”進入各種敞開大門的隱秘思想，閱讀時“指頭放慢一點，眼睛放尖一點”。

中新社記者：經典的傳承在現代社會面臨諸多挑戰，如文化多元化、信息爆炸等。在這種環境下，如何確保古典血脈的傳承？

劉小楓：經典傳承憑靠的是追求靈魂向善的心性，這種心性在任何時代都會面臨各種挑戰。反之，無論什么時代，也總會自然而然地產生這種心性，可以說代不乏人。從文明政治體的角度講，若要確保古典血脈的傳承，最重要的是在實用化、技術化的文教體系中，為古典研究提供足夠空間和建制性保障，以免追求靈魂向善的心性沒有立足之地。

中新社記者：中國學界應如何建設自己的古典學？

劉小楓：我覺得重要的是確立三點基本認知。首先是傳承中華文明血脈的歷史擔當意識；第二，懂得古典學不是為古之學，而是為了今天和未來的學問；第三，古典學的主體是經典研究，文獻整理、文物品鑒、考古發掘都是輔助學科。

中新社記者：古典學似乎更像是一門象牙塔里的學問。在當下中國建設文化強國、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發展中國式古典學的現實意義如何體現？

劉小楓：古典學不是一門象牙塔里的學問，因為古代經典不是在象牙塔中產生的，其中包含大量實踐智慧。如《詩經》《左傳》《論語》《史記》中的學問，無不切合實際。戰國時期，《詩經》的言辭是邦國間外交辭令的基礎。

古典學之所以給人以像在象牙塔里做“純粹學問”的印象，一方面是因為人們以為古今有別，古典智識與現代生活不相干，對解決現代人面對的種種問題派不上用場。而熟悉并敬重古典傳統的人并不這樣認為。古典學如何指導實踐的問題，首先是現代人是否還信任古人智慧的問題。

另一方面，還因人們把古典學與古籍整理、文字訓詁等同。這表明人們對古典學了解太少。古典學在現代化大學中固然只是一個很小的專業，但卻不可或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學因不斷向實用化和技術化方向轉化，人文素養有所下降。20世紀20年代，許多歐美一流大學就覺察到類似問題，試圖通過設立“西方文明傳統經典核心課程”扭轉這一趨勢。這一課程設計規定，任何專業的大學生都得閱讀一定數量的古代經典。沒有讀過幾本古典“大書”，不算有“大學素養”。如果我們的大學教育還需要通過文明基礎課培育年輕人的文明素質，那么，古典學能發揮的最大作用恐怕是為大學的文明基礎課培養師資。

近百年來，中國文化面臨的基本問題乃是化解西方文明挑戰，“破解古今中西之爭”是新時期的歷史使命。21世紀的中國學術若要有所成就，涵養未來中國學術的底氣，必須深入掌握西方傳世經典，并在此基礎上重新認識中國傳世經典。倘若中國學界不從本科開始培育熟悉中西傳世經典的大學生，中國學界就難以真正獲得對西方文明獨立自主的解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