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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0月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提出，習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論觀點上的創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體達用、體用貫通，明確了新時代文化建設的路線圖和任務書。“明體達用、體用貫通”所蘊含的體用論范式，是歷史上儒釋道交流互鑒的智慧結晶，代表了漢語哲學最為精深的理論思考。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明體達用、體用貫通”是對傳統體用論的繼承和發展，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提供了思路，為創造新時代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指明了方向。

　　文明互鑒的智慧結晶

　　“明體達用”始見于元朝張光祖編撰的《言行龜鑒》，用來概括宋初理學“三先生”之一胡瑗的教學之方。胡瑗不滿隋唐以降偏重文辭、輕忽經業、茍趨利祿的風氣，“其教學者必以明體達用為本”。“體”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用”指“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明體達用”意為明通永恒的價值準則并推而廣之、經世濟民。這一理念在胡瑗首創的分齋教學法中得到具體貫徹，他立“經義齋”講明“六經”，又立“治事齋”教授治民、治兵、水利等民生之學。“體用貫通”是“明體達用”內蘊的理念，指體、用之間由體達用、由用顯體的內在統一的關系。類似表述在唐宋時期大量出現，如“體用玄通”（法藏）、“體用一源”（程頤）等。

　　“體用論”思維源遠流長。明末清初，曾有學者就體用論的起源發生過爭論：李颙認為體用二字相連并稱始于佛學，即惠能《壇經》，顧炎武則認為體用并舉始于東漢魏伯陽《周易參同契》，并認為惠能和朱熹的體用之論皆源于此。就形式而言，體、用對舉的表述確實古已有之，戰國荀子言“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為人，數也”（《荀子·富國》），西漢司馬談論道家宗旨時說“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史記·太史公自序》），東漢魏伯陽曾言“春夏據內體，秋冬當外用”（《周易參同契》），這些關于體用的言說都遠早于佛學。而就內涵而言，從先秦至魏晉，中國本土的體用言說總體上處于經驗層面；佛學入華之后，才逐漸賦予體用論以思辨形態。湯用彤曾指出，東晉僧肇“即體即用”之旨達到了體用言說的最高峰。由此，體用論雖不是自佛學而始，卻因佛學而獲得了新的形態，開啟了新的發展。宋代以后的明體達用、體用貫通思想，離不開佛學在中國化進程中所作的貢獻，是儒、道等中華古文明與佛教文明交流互鑒的智慧結晶。

　　漢語哲學的精深思考

　　“明體達用、體用貫通”蘊含的哲學智慧，不僅是中國古代體用論發展歷程中的成熟形態，也代表了漢語哲學最為精深的理論思考，可以作為中國哲學合法性的直接力證，對黑格爾等人關于中國無哲學等觀點形成反駁。

　　古典體用論有兩個典型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有兩種典型形態：形體體用論與性體體用論，或稱形質論體用論與本體論體用論。先秦漢魏時期的體用論主要是形體體用論或形質論體用論。唐代崔憬曾對這種體用論的特點作過精準概括：“凡天地萬物皆有形質，就形質之中有體有用，體者即形質也，用者即形質上之妙用也。”“體”是事物的形質、形體，“用”是其屬性、功能等。比如，扇子是體，扇扇子所帶來的清風和涼爽便是其用。這種體用論主要是在經驗層面對現象世界的描述和解釋。佛學入華促使隋唐時期發展出新的體用論形態。佛學的“體相用”結構，不再從形質、形體意義上理解“體”，而是從本性、本質意義上理解。“體”是現象及其屬性、功能背后的本質。“體”是“性體”。這種性體體用論或本體論體用論不再是經驗性的描述和解釋，而是超越于經驗的思辨的構造，如佛學就將“緣起性空”作為世界的本質。宋代理學對之前的體用論作了雙重反思與揚棄，發展出既思辨又實在的體用論。程朱學派是新型體用論的集大成者。程頤說：“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周易程氏傳》）具有超越性的普遍法則“天理”是“體”，天地萬物豐富多彩的“現象”是“用”。經過儒佛互動而在宋代重新建構的體用論，已然具備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鮮明特點。

　　黑格爾曾認為中國“沒有能力給思想創造一個范疇王國”，德里達也曾說中國沒有真正意義的哲學。實際上，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體用論正是漢語哲學思辨性的集中體現，是對黑格爾、德里達最為直接、有力的反駁。

　　近代救亡圖強的重要理論范式

　　近代以來，在救亡圖存的特殊歷史背景下，中華民族面臨如何處理中西文化關系以及堅持何種文化主體性等重要課題。從19世紀中葉開始，各派以體用論為主要理論范式，提出“中體西用”“中體中用”“西體西用”等不同的文化觀。其中尤以較早提出的“中體西用”說影響最為廣泛。

　　“中體西用”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簡稱，這一文化觀的萌芽可以追溯到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魏源等“開眼看世界”的有識之士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海國圖志》）的主張，較早表達了“西用”觀點。后來林則徐的學生馮桂芬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校邠廬抗議》），“中體西用”思想已見雛形。張之洞較為系統地闡述了“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勸學篇》）思想，舊學指“四書五經”等中學，新學則指西政、西藝、西史等西學。這一時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廣泛流行。

　　作為體用論在文化觀上的應用，“中體西用”說近代獲得較多認可，影響廣泛，但也面臨理論和現實上的問題。嚴復就曾批評“中體西用”論割裂了體和用，“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體和用是就一物而言，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二者不能混搭。有識之士后來在實踐中發現了這一問題，即西學不僅只有器物之用，還有一整套思想觀念和政治經濟體制，于是有了維新派以及后來的其他諸派，對中國近代救亡圖存產生了深刻的歷史影響。

　　新時代的創新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文化發展路向問題在現代化建設中再次凸顯。進入新時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成為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習近平文化思想通過文化理論觀點上的創新和突破，和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實現了“明體達用、體用貫通”。

　　習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理論觀點上的創新和突破，集中體現在通過體用思維解決“古今中西之爭”。19世紀以來的各種文化觀，要么囿于中西對立，要么限于古今割裂，難以真正實現古今中西的辯證統一。“兩個結合”與“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等重大命題的提出為“古今中西之爭”的破解提供了根本思路。在古今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歷史文化特別是先人傳承下來的道德規范，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中西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明體達用，體用貫通”，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不斷培育和創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習近平文化思想“七個著力”的部署要求，則是文化理論觀點創新和突破的實踐路徑和具體運用，集中體現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經世致用的特點。

　　（作者系山東社會科學院國際儒學研究院副研究員、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