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金剛：生生與當代君子
來源：光明日報作者： 2024-09-07 11:33
在古代中國的儒家文化中，“君子”這一概念被賦予了極高的道德與人格價值，它不僅僅是對個體品行的贊美，更是理想人格的典范和社會行為準則的高度體現。孔子在《論語》中通過對君子形象的闡述，確立了“君子”的道德楷模地位。君子不僅是道德規范的模范執行者，還是人格完善的積極追求者，“君子人格”塑造了中華民族特有的道德人格理想和精神風貌。君子之道，至今仍為中國乃至東亞文化圈內人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重要參照標準。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社會變革與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下，傳統的君子文化也面臨著挑戰與機遇。儒家思想中的君子理念，具有深厚的文化積淀，理應在新時代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儒家哲學的核心精神是“生生”，而在當代社會，以“生生”為體，當以“有為”為用，當代君子需要明體達用、行德建功，成己成人、開物成務，成為新時代的人格典范。
生生、易道與社會秩序
“生生之謂易”可以說是“易道”演變過程的實質的體現，也是對“易道”的總結闡釋。張載在《橫渠易說》中解釋“生生”說道：“生生，猶言進進也。”（張載：《張載集》，中華書局1978年，第190頁）他將“生生”解釋為“進進”，強調生命的不息與活力。在講“道”的演繹時，《系辭》用“繼”“成”兩個表示連續過程的詞解釋，同時強調“日新”，“日新”與“生生”可以互釋（朱伯崑：《易學哲學史》卷一，昆侖出版社2005年，第158頁），這些都在強調“不息”與“活力”。同時，《易傳·序卦》解釋《周易》六十四卦演進過程時也強調“不息”與“活力”，例如“剝”卦后緊接著是“復”卦，即為此意。程頤認為：“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也。”“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程顥、程頤：《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第1022頁）也以陰陽變易之無窮，解釋生生之理。“生生”有不息之義，而在不息中又體現出“日新”的活力。正是“生生”體現了“易”的變化之道。更進一步講，天地萬物時時都處于不息的變化之中，唯有這“生生”之義是不會變化的，“生生”之理即為“不易”之理。“易道”的最主要特征和本質就是“生生”體現的變易與不易。馮友蘭先生講：“宇宙間底事物，不是靜止底。它們都在‘天下之至動’中，易象及其中底公式，大部分亦是關于變動者。《系辭》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說：‘生生之謂易。’這不是說，易能生生。這是說，易中多有關于‘生生’底象及‘生生’所遵循底公式……‘一陰一陽之謂道。’這是事物的生生的公式。”（馮友蘭：《新原道》，商務印書館，第56頁）
“生生”的另一特性，那就是“生生含德”，即生生的不息與活力中是包含道德要素的。《系辭傳》中強調“生生”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環節是“善”，而且“生生”的每一個環節的終點又是以“仁”“用”表現出來的，“日新”中又含有“盛德”。同時，《系辭傳》還講“天地之大德曰生”。這些都是在強調“生生”之中包含“道德”。程顥認為：“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程顥、程頤：《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第120頁）以“生意”和仁德解釋“生”。認為此生意便是善。而這種“道德”含義的賦予又強調了“生生”的另一重要特性：秩序性。即“生生”不僅是生命沖動的不息與活力的體現，還是宇宙萬物生命秩序的體現。“生生”的演進過程是有一定時序的。事物“生生”是有一個“中道”的狀態的，人要有所作為，事物要達到好的狀態就需要“正位凝命”，達到對“生生”的把握與理解。
戴震講：“舉生生即賅條理，舉條理即賅生生。”也就是說，生生是一個條理化的過程，不是偶然的、混亂的。生生一旦缺失，整個易道就要停止運行，世間的一切也就不存在。“生生”是宇宙萬物存在的一個必要環節。因此“生生”首先代表了一種生命的沖動，“存在”的沖動，宇宙萬物想要獲得生命的沖動蘊于其中。正是這種沖動構成了宇宙萬物大化流行的動力，一旦喪失了這種動力，整個宇宙將是死寂的。但是，如果這種沖動不加以限制，就會導致盲目與無目的的混亂，這種混亂又有可能消解生命的沖動所構成的“勃勃景象”。因此，“生生”還體現著事物秩序性的一面。“生生”連通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貫穿他們的演進過程。“生生”在生命的沖動與秩序中取得平衡、達到中道，連通了天地萬物整體。
行德建功，明體達用
生生是世界秩序的實質，是現實道德展開的基礎，君子把握此生生之道，故可推展出此世的德行。君子需要以生生為體，而生生所展現的生命的沖動與秩序，落實到君子身上就是“有為”。當代君子需要明生生之體，成有為之用，將稟得天地的生生之德落實到現實的功業當中。中國古代哲學特別強調“內圣外王”，當代君子之內圣即把握此生生之德，外王則是在日常生活中有為建功。“生生為體”倡導的是一種積極向上的生命力和持續發展的觀念，它要求當代君子應不斷自我更新，追求內在精神與外在能力的雙重成長。“有為為用”強調的是實踐與行動的價值，意味著君子不應滿足于理論知識的積累，而應將所學轉化為實際行動，為社會作出貢獻。在個人層面，君子應遵循倫理道德，修身齊家，培養高尚的人格；在社會層面，則應通過個人的努力與貢獻，促進社會公正、增進民眾福祉，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雙重提升。
以“生生為體，有為為用”的當代君子，是一種與時俱進的、包容并蓄的人格理想。在現代社會，君子不再僅僅是私人領域中的道德模范，更是公共空間里積極參與社會治理、遵守社會規則、發揮積極作用的現代公民。
“天行健”，即為天道生生，君子順此而“自強不息”。自強不息是君子品質的核心要素之一，它體現了在面對各種挑戰和困難時堅韌不拔、奮發向前的精神風貌。當代君子發揮生生之德，不斷自我提升、自我完善，保持積極進取的心態，不斷提升專業能力與綜合素質，克服逆境，勇攀高峰。當代君子以其正面進取的姿態直面生活中的種種挑戰，不僅擁有迎難而上的勇氣，更兼具肩負責任的決心。君子看到天道之生生，故能以積極樂觀的目光審視世界，無論是面對日常瑣碎還是宏大變革，都能持以開放接納的心態，將困厄視為砥礪前行的墊腳石，滿懷信心地迎接未來的不確定性和無限可能。
當代君子“有為”的核心特質之一便是勇于擔當。主動承擔重任，在關鍵時刻表現出決斷力和執行力，捍衛公正公平，促進社會和諧進步——這種勇于擔當的精神不僅體現在大局面前的果敢作為，更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中得以彰顯，如對弱者的扶持、對公平的堅守，始終堅持以實際行動履行公民職責，傳遞社會正能量。
“生生”意味著時代的變易與進步，當代社會的變動節奏遠超傳統社會，若要“有為”就需要在守護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尊重科學技術，與時俱進，兼收并蓄。人文傳統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源泉，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靈魂所在。在面對復雜多元的世界時，當代君子以人文的視角去洞察人性，尊重差異，追求和諧共生。君子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使其中的核心價值得以傳承和發揚。此所謂面對“舊道德”的合理態度。同時，當代君子深諳科學的重要性，具備扎實的基礎科學素養，而且能緊跟時代步伐，關注科技進步，理解科學邏輯與方法論，并將其運用到決策與實際問題的解決之中，若不如此，就不能在當代社會有為，促進人類的“共生”。此所謂面對“新科學”的合理態度。在“生生”的理念下，應該尊重科學技術的發展，利用科技的力量來解決時代面臨的問題，同時也要確保科技發展符合道德和文化的價值取向。
君子行德建功，必有所為，而有所為亦需有所不為。當代君子堅守道德底線，有所不為，不隨波逐流，不見利忘義，敢于堅持正義。有所不為，是君子潔身自好、維護道德尊嚴的重要表現。在物欲誘惑面前，君子不輕易受到干擾，不參與損害他人或社會利益的行為。孟子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論身處何種情境，都能夠堅守原則，拒絕妥協于一時之利。對于一切背離公序良俗、違反法律道德的行為，君子始終保持清醒。
成已成人，開物成務
“生必共生”“為必群力”。“生生”思想與“萬物一體”觀念緊密相連，中國哲學以為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宇宙的一部分，與宇宙的其他生物和事物有著內在的聯系。萬物的生生不息表明了宇宙的動態性和整體性，而萬物在生生中自然而成為一體。生生不息而萬物一體的宇宙，包含著萬物的成就與長養。趙汀陽教授指出：“各種存在只有互相配合才能使每個存在達到其可能的最優狀態。”（趙汀陽:《共在存在論:人際與心際》，《哲學研究》2009年第8期,第27頁）站在這一角度來看當代君子，君子的有為就不能僅僅是孤膽英雄般的“自為”，而是能夠稟此生生之德，以萬物一體為價值指引，在實踐中“成己成人，開物成務”。成己是成人的前提，成人也是成己的圓滿。“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當代君子胸懷大愛，對個體與群體、人與自然的關系有著深刻理解和尊重，更是在行動上積極履行著關懷他人和社會的責任，體現出萬物一體的崇高精神境界和共同體意識。
《中庸》講：“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君子之有為，就是將以生生為核心的“性與天道”落實到現實世界當中，不斷呈現在現實的文明秩序當中，成己成物（人）的“有為”過程，是對文明的不斷貢獻。此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當代君子詮釋。當代君子以仁愛之心關愛他人，這種仁愛并非局限于“熟人”之間的情感投射，而是兼有對陌生人的推己及人的博愛。當代君子的成己成人，關注社會底層的疾苦，關心弱勢群體的需求，無論貧富貴賤，都能以平等、尊重的態度對待每一個人。當代君子的行為體現的是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情懷，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公正”與“友善”的落實。
而這也是《周易·系辭》講的“開物成務”的文明論內涵。《易經·系辭上》言:“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孔穎達《正義》曰：“言《易》能開通萬物之志,成就天下之務。”君子順易道，就需要在有為的過程中“開物成務”。“開物成務”是儒家“入世”精神的哲理濃縮，也是當代君子有為的具體指向。要做到開物成務，首先需要理解萬事萬物存在的規律、本質，只有認識了萬物之理，才能夠用以指導人生社會以及治理天下。其次，萬物都有其各自特性，人人都有其不同材質,開物成務要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最后，要革故鼎新，去除弊病,促進事物新生和發展。
“生生不息”“萬物一體”以及“開物成務”體現了人類對生命、生存、生活的共同追求。在當代社會，應該將這種傳統理念與人類共同價值相結合，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如陳來先生指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公平”的基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發展”的基礎；“和而不同”倡導寬容、多元的對話，是“民主”的基礎；“以德服人”“協和萬邦”是“和平”的基礎；“天下為公”要求不以謀取私利為處世原則，是“正義”的基礎。從“生生”與“有為”的角度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共生”的底線要求，做到共生才有公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有為之君子成己成人，成己成人、開物成務才有持續之發展；“和而不同”是“生生”的展現樣態，“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只有兼容差異，才可能有真實的民主；“以德服人”“協和萬邦”是有為君子在生生與萬物一體指引下的行動邏輯，君子之有為，并不造成世界之沖突，反而以促進世界和平為目的；“天下為公”亦是君子的胸懷，只有抱著這樣的基本心態，才可能堅守正義原則，有所為、有所不為。
百業萬眾皆可為當代君子
明代以降，中國社會的結構開始發生變化。晚明“欲望的解放”成為時代的精神主題，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玉米等農作物的引入，社會形態也逐漸變為“庶民社會”。“社會流動性的增強，社會身份等級的松動，民眾力量的上升，功利化、欲望的解放導致的社會風尚的奢靡化、道德的沉淪感和人情之磽薄”“在庶民社會的形成中，已有的社會與人心秩序逐漸崩壞，個體的欲望被重新激發，但在這個復雜的世界里卻得不到恰當的安排。原有的社會秩序和價值秩序再無法安頓個體生命并賦予其意義。”（張志強：《“良知”的發現是具有文明史意義的事件》，《文化縱橫》2017年第4期，第57、59頁）王陽明提出“滿街人都是圣人”即是對此社會變化的順應，這已經超出了將君子、圣人定位在精英階層的傾向。“這種思想對于儒家圣學的社會化、日用化、普及化和大眾化無疑是很有意義的。”（參見黃宣民、陳寒鳴主編：《中國儒學發展史》，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2—1057頁）
今天，中國社會結構早已發生了更為深刻的變革。隨著社會的發展，傳統的社會角色和職業結構發生了變化，這影響著君子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適用性和實踐方式。新興的職業和行業要求君子文化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發展出與現代職業倫理相符合的君子品格。君子的概念已遠遠超越了古代社會對其特定階層或職業的限定，轉而面向全社會，面向各行各業，任何一位懷抱良好意愿、矢志修養的人，都有可能通過不懈的努力，達到君子的境界。這一轉變使得君子精神由少數精英群體獨享轉向全民，人人皆可為君子，人人皆有可能實現個人內在品質的升華、個人事業的成就。人人都可以以“成己成人”“開物成務”的有為精神做導引。以“生生為體”“有為為用”的君子在當代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領域、階層、階級，當今社會，各領域皆可有為，各行業皆能有為，不同行業的人一起“為”，世界之生生才能最終呈現為燦爛的文明。君子就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理想形象，而是扎根于現實生活，生長在千千萬萬普通人身上的鮮活品質。無論是科學家、教師、醫生，還是農民、工人、企業家，只要積極向上，刻苦鉆研，以誠摯、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以較高道德標準約束自己，便有機會成為君子。不同行業的人士都能夠通過各自的職業特點，生動展現“有為”的君子品格。
（作者系清華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編輯：宮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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