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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時代的發展與社會的變遷，今天中國人關于理想人格的認識已經與世界其他民族有了較大程度的相通性，但仍然保留了自身的特點，那就是尤為重視人格的道德屬性。對何謂理想人格，或者說以何種人格形態為美，這樣的認識或判斷，我們也可稱之為一種人格審美意識。中國人的人格審美意識的形成與演變，與傳統儒家密切相關，體現出了深厚的歷史底蘊與儒家特有的人文精神。而美善合一，則是其一以貫之的特質。

　　先秦儒家：仁義、禮樂與人格審美

　　在春秋戰國禮崩樂壞、戰亂頻仍的背景下，中國迎來了一批具有獨立人格與理性精神的思想家、政治家，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遂由此形成。這一時期出現了儒、墨、道、法、兵、縱橫、陰陽等主要學派，影響深遠，其中儒家尤為重要。先秦儒家自孔子以來，即以“仁”作為人生的立足之本和人格的道德底色。“仁”根植于血緣親情之愛，其在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君臣的五倫關系中，以“忠恕”之道推擴發展，形成了“禮”的秩序與行為規范，隨之又通過“樂”回歸仁愛情感。“樂”“盡美矣，又盡善也”（《論語·八佾》），克服禮之“別異”所造成的情感的疏離，實現人際關系的和諧，并賦予生活以審美色彩。由此，儒家最終就形成了“仁—禮—樂”的人格修養進路與審美結構。

　　這一人格審美結構強調生命情感的自然流動、道德事功的家國一體以及群己關系的和樂融洽，奠定了中國人基本的人生格局與人格氣象。先秦儒家所描述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等圣賢人格的典型表現，無一不體現著生命情感的自然流動；“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又體現了個體修為與社會責任的一體相關；從“入則孝，出則悌”（《論語·學而》）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則是理想的群己關系的表達。究其實質，上述說法均是以“修身”為本，“正德”為要，“成人”為最終目標，并統一在了“仁義”與“禮樂”的關聯結構之中，從而成就了以圣賢形象為典范的人格審美意識。

　　兩宋儒家：天人合一與人格審美

　　先秦儒家以仁義、禮樂奠定了中國人的基本人生格局，漢唐儒家則主張以經術治國，強化了儒家理想人格形象中的政治元素。而宋儒的理想人格建構注重精神領域與價值世界的守護，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人格審美境界。

　　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描述了天地生成的過程，以“感”和“通”來闡述人與天地萬物的和合，強調人與天地合，天道與事理通，其最高境界就是“誠”。因此，他也就以“誠”為人格審美的最高標準，其《通書》開篇就說“誠者，圣人之本”。而張載以太虛、氣、萬物作為宇宙構成的三個主要層次，認為太虛凝結而為氣，氣聚合而為萬物。在他看來，既然人與萬物都是由氣構成的，那么從宏觀上看，人與萬物一體。但人得天地之秀氣所生，又是天地之心，就應該肩負起養育萬物的職責。基于此，張載提出了“民胞物與”的思想，認為在普遍之氣的聯結下，個體生命與宇宙生命徹底打通為一，人與萬物由此休戚與共。這一點體現在人格審美意識上，便是“以道自任”的道義精神，“立命立心”的使命擔當以及“天下一家”的大心境界。

　　二程則把理論重心由張載看重的“氣”轉向了程顥“自家體認出來”的“天理”。在二程這里，“天理”與張載理論中的“氣”不同，是一個純粹的本體范疇，乃搭建儒家人格境界的唯一形上依據。二程重新審視了天理與倫理的關系，將倫理建立在對天理的體認上，從而將儒家倫理規范提升到本體論高度，真正實現了儒學價值觀的內在超越。在這一層面，二程表達了對天人合一的獨特理解：人不再是被動地合于天，而是“天人一本”，即天人本自一體。這個“本”從宇宙本體論的角度看就是天理，從倫理學的角度看則是仁。他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仁”與天同一，它體現的人格審美意象就是光風霽月，胸懷灑脫，有著天地般廣闊的生命氣象和超凡入圣的道德情懷。

　　朱熹進一步為天理奠定了更加完善的哲學基礎，是名副其實的理學集大成者。他繼承了二程的天理本體論，并在此基礎上把周敦頤、張載以來的理學綜羅發展成一個完整細密、中正博洽的體系。他同二程一樣，也把天理視為天人合一的本體論依據，但更強調天理在邏輯上先于宇宙萬物，并以倫理學超越宇宙論，力圖以天理挺立人心，為風雨飄搖的南宋、為淪喪失序的世道人心奠定穩固的價值基礎。朱熹對天人合一的堅守，不僅體現了他個人的節操，也為南宋儒者的人格審美意識賦予了自守氣節的士人風骨。

　　王陽明：“心即理”與人格審美

　　王陽明將天理收歸人心，強調“心即理”，為天理找到了完全內在的本體論基礎。“龍場悟道”是他在遭遇巨大的生存危機和精神困境時，生命與人格境界的自我超越和突圍。在困頓挫折中，他將年少時所追尋的圣人之道安放于內心深處，于中夜頓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而不假外求（《王陽明全集·年譜》），發現了自我對于生命存在的根本意義，確立了自我的主體意識和獨立人格。因此“心”是王陽明人格審美意識的起點。

　　“心”在陽明這里首先是一種堅定的生命力量，這種力量超越了得失榮辱、生死禍福，甚至超越了傳統的圣人權威。他主張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心外無物，以確保人之主體能夠在艱難的境遇中依然持守自我生命的定力。其次，“心”還具有辨別是非的能力。這種能力，主要就在于對好惡的自然感知。他強調“知行合一”，說：“一念動處便是知亦便是行。”（《陽明先生遺言錄》卷上）“一念動處”便是心，而“知”是心上的“良知”，“行”是“良知”的自然運用，心即由此而開顯出了世界的存在意義，同時也為人的道德行為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陽明晚年將本心的人格力量凝結為“致良知”一說，其以立志始，以“誠”作內在省察，以“克己”的功夫完成知行合一，以持守“良知”來“成己”與“成物”，最終卻又都落在了造就完善的道德人格之上，并由之而確立起了寬宏豁達、德智兼備的人格審美意識。

　　從孔子到陽明，儒家的人格審美意識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了更加豐富的內涵。孔子為中國人的人格審美意識奠定了內圣外王的基本格局，宋儒實現了人格境界的超越性追求，到陽明時又把這種超越性收歸本心，突出了人格審美中自我生命的自主性。而美善合一，則是貫穿這一歷史發展進程的價值主線。由上述儒家人格審美意識的發展演變的過程與特點，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的人格審美意識的確立與完善，實際上正是一種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識的律動，這是中華民族精神堅韌綿延的根基，也是中華文明挺立于世界文明的精神密碼。

　　（作者系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