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仁統(tǒng)”與韓愈的“道統(tǒng)”
來源：光明日報作者：阮忠 2024-06-17 09:27
蘇軾的“仁統(tǒng)”是效韓愈的“道統(tǒng)”提出來的。韓愈的“道統(tǒng)”是老話題，但少有人說蘇軾的“仁統(tǒng)”。
“仁統(tǒng)”與“道統(tǒng)”。韓愈的“道統(tǒng)”之“道”，內涵是儒學的仁義，即其《原道》說的“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他隨之將這與佛、老之“道”嚴格地區(qū)分開來：“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從堯、舜到孔、孟，構成儒學道統(tǒng)的源流，傳至荀子、揚雄不再完美。韓愈在中唐續(xù)孔孟之道，終生游于三代兩漢之書，存圣人之志，行仁義之途，且以古文傳道，他的執(zhí)著在《原道》與《論佛骨表》里有充分的表現(xiàn)，故后世認為他是儒學道統(tǒng)的繼承者。蘇洵在《上歐陽內翰第二書》中作了類似的梳理，說揚雄死后，繼承儒學道統(tǒng)的是韓愈。
北宋歐陽修敬韓，在《記舊本韓文后》里稱道韓文深厚雄博，浩然無涯，萬世共尊，天下共傳。蘇軾是歐陽修的弟子，曾說歐陽修為人如孟軻、韓愈之徒。他在嘉祐二年（1057年）中進士后，為表達對主考官歐陽修的謝意，寫了《謝歐陽內翰書》，其中說“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后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這是他自我的見解，韓文之傳不論，可知蘇軾出川前就學了韓文；而他給梅堯臣的信說，七八歲時就讀歐陽修之文而知其人，故蘇軾文章得韓文的樸實與氣勢，又得歐文的委婉與從容。
蘇軾有《韓愈論》，批評韓愈好圣人之道的名，未樂其實，不當混言孔子說的一視同仁，認為仁義禮樂出于情而非性；又在《揚雄論》里批評韓愈的性三品論，說他流入佛、老而不自知。但他的《潮州韓文公廟碑》盛贊韓愈，稱其“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以及“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這成為關于韓愈的經(jīng)典評價，其“文道說”將揚雄之后“道”的傳播與韓愈相接。
蘇軾沒直說自己的道統(tǒng)，他解《虞書·大禹謨》的“皋陶邁種德”時說：“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出于禮，而仁不可勝用矣。舜、禹、皋陶之微言，其傳于孔子者蓋如此。”（《三蘇經(jīng)解集校》）這說明禮、仁相與為一，禮表仁里；仁的傳播從舜、禹、皋陶至孔子，由此構成蘇軾的“仁統(tǒng)”。這里沒有韓愈提及的堯，但蘇軾解《夏書·五子之歌》“今失厥道，亂其紀綱”時說：“大曰綱，小曰紀，舜、禹皆守堯之綱紀。”據(jù)此可知舜之仁得于堯；沒有提及孟子，但蘇軾《孟子論》說，孔子死后，得其思想的唯有孟子，據(jù)此可以說孟子得孔子之道。而在《子思論》里，蘇軾對荀子和揚雄“務為相攻之說”有批評，可見蘇軾“仁統(tǒng)”與韓愈“道統(tǒng)”的軌跡從堯至孟子幾乎呈疊合狀態(tài)，雖說他還受老莊、佛禪的影響，其儒學不及韓愈純粹。
自視成就為經(jīng)學。蘇軾自我人生的總結最值得關注的有三：
一是關乎命運的性格。蘇軾晚年居儋時說：“吾平生遭口語無數(shù)，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書謗》）這“遭口語無數(shù)”，乃因他“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疏，輒輸寫腑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通判廳題名記》）。言為盡性，不顧命運所之，結果和韓愈一樣因言遭禍。蘇軾性格受母親程夫人的影響，少欲學東漢范滂，及長剛直不阿，《上神宗皇帝書》批評王安石變法，坦言自己平素譏刺甚眾，怨仇實多，難免有性命之危。但為天下之事，耿直進言，死亡亦可不辭。
二是功業(yè)。蘇軾北歸途中路過鎮(zhèn)江金山寺，寫了六言小詩《自題金山畫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當時他已老邁，朝廷風波未平，仕途無望。論平生功業(yè)即事功，他說了三個流貶地：黃州、惠州、儋州。其實他在三州均無自我期望的功業(yè)，黃州時說周公瑾而酹酒江月，感嘆自己功業(yè)未成；惠州時觀白水蒼山，自吟“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其一》）；離開海南之際，高歌“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夜渡海》）。因此這“功業(yè)說”更像他《洗兒戲作》自道的“人皆養(yǎng)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愿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悲憤之際詼諧自嘲。
三是成就。蘇軾北歸時對李端叔說，我65歲了，體力毛發(fā)與年齡相稱，不知能否與你相見。這且不說，“所喜者，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shù)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答李端叔其三》）。這“了得”的《易》《書》《論語傳》，合稱“經(jīng)學三書”或“海南三書”，即《易傳》《書傳》《論語說》。《易傳》之作，他承父蘇洵遺命而為，故又稱《蘇氏易傳》。元豐三年（1080年）蘇軾貶居黃州后從事《易傳》《論語說》的撰述，并在黃州基本寫就。元符三年（1100年）三書才告最終完成，前后近二十年。他還對蘇伯固說，“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過”（《答蘇伯固其三》）。三書在他生前未刊行，最后托付給錢濟明，說三十年后當有知道這三書者。他絕口不提使自己名滿天下的詩文詞賦，只說“經(jīng)學三書”讓他人生沒有虛度，三書的《論語說》散佚，《易傳》有其父其弟之功，《書傳》最集中表達的是他的仁義思想，勸人志于仁義，積學以成。顯然，他自認一生的成就是經(jīng)學而不是文學。
關于仁義的表達。蘇軾受莊子和陶淵明的影響很深，蘇轍為他寫墓志銘，提到少年蘇軾讀《莊子》甚合己心，居惠、居儋的隨緣委命，來自莊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莊子集釋·人間世》）。他在黃州時，自稱前生是陶淵明，筑雪堂，躬耕東坡，完成從士大夫蘇軾向“東坡居士”的轉化。居儋以《陶淵明集》為友，遍和陶詩。蘇軾深得莊、陶的人生精神，故能在流貶地化困窘為平淡、化憂傷為快樂。但他思想的主導不是莊子的逍遙，也非陶淵明的靜穆，而是儒學的仁義。
他省試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為《尚書·大禹謨》的“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jīng)”作解，說為政“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體現(xiàn)了他仁政的主張。他在《上神宗皇帝書》提出社會變革的九字方略：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主張不以新政傷民之利，根子是仁義。
蘇軾晚年著《書傳》，為《商書·咸有一德》的“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作解：“圣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不斁。”還在《始終惟一時乃日新》一文中引用《周易》“天下之動，正夫一者”時說：“天一于覆，地一于載，日月一于照，圣人一于仁，非有二事也。”并從孟子的天下定于一、不嗜殺人者方能一，推論出“圣人一于仁”，仁為治天下之本，與“天不違仁”相合。
他又解《虞書·堯典》的“欽明文思安安”，然后說：“夫惟天下之至仁，為能安其安。”把仁提升為“至仁”，強調仁的完善，用之以安天下。在為《周書·梓材》作解時，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雖古語淵慤，然皆粲有條理，反復丁寧，以殺為戒，以不殺為德。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百余年。后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并舉了唐末五代時后漢隱帝的例子，稱欲享國長遠，福及子孫，應該施行仁義。蘇軾對仁義的表達如此，其用當符合韓愈說的“行而宜之”的法則。至于仁義的修養(yǎng)則在個人，故其《仁說》說君子志仁，求仁不獲則反求諸身，進而以仁義兼濟天下。
蘇軾一生遭流貶，始終達觀面對生活，在黃州樂于做黃州人、在惠州樂于做惠州人，在海南干脆說“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寄海南黎民表》），無論怎樣顛沛，始終不違仁義。他的“仁統(tǒng)”表現(xiàn)了自己的基本理念和對社會治理的深切關懷，與韓愈的“道統(tǒng)”相似，只是未冠以“道”。
（作者：阮忠，系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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