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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魯文化的發展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史前至晚商時期是其形成的基礎階段，西周至春秋早期則是齊魯文化的產生期和生成期，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是其成熟發展期，統一的秦漢帝國是齊魯文化得以弘揚和發展的關鍵期

　　作為中國考古的中堅力量，山東是國內最早建立和完善區域考古學文化譜系的地區。海岱考古的不斷推進，證明了齊魯大地文化發展的綿延不斷、博大精深，為中華文明作出了獨特而重要的歷史貢獻，充分表明山東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

　　海岱文明無間斷

　　山東地處黃河下游，泰沂鎮其中，東臨黃渤海，西接華北平原，歷史上著名的四瀆之黃、濟、淮都經過這里，在《禹貢》九州中占據了青、兗、徐三州，雖然地理較為復雜，但地形開放，與外圍的冀、豫、雍、荊、揚諸州關系密切，物產豐富，發展出強韌的文化傳統，史前時期考古學上稱之為海岱歷史文化區，簡稱海岱地區，歷經新石器時代和早期青銅時代，經過商周兩代的代謝，后來主要發展為齊魯文化。

　　早前山東已經建立起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史前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這個發展序列，向后可以和商周—齊魯考古學文化相鏈接，接續起五千多年的文明傳統；向前，隨著近年來考古探索的推進，我們發現和發掘了跋山、水泉峪、鳳凰嶺、趙家徐姚、扁扁洞等舊石器文化中晚期以來的重要遺址，將這個環環相扣的鏈條延伸到舊石器時代中期，在全國率先建立起10萬年以來綿延不絕的文化譜系，更加凸顯了海岱考古在實證中華文明連續性特征上的重要作用。

　　跋山遺址群的核心是跋山和水泉峪遺址，其中跋山遺址地層堆積厚度近8米，測年數據顯示其年代距今10萬—5萬年，水泉峪遺址地層堆積超過10米厚，測年數據顯示其距今6.5萬—2萬年。通過對這兩個代表性遺址的考古發掘，揭露出的剖面在地層層序、年代與文化內涵等方面的一致性與連貫性十分難得，文化發展可分為四期，奠定了跋山遺址群乃至山東及華北地區距今10萬年以來古環境變遷與文化演化研究的背景框架。

　　跋山遺址群的考古工作系統完善海岱地區晚更新世古人類文化發展序列，清楚揭示了山東舊石器技術發展特點及對周邊地區的影響，將華北、華中乃至華南脈石英舊石器遺存完整連接，說明中華文化多元一體、連續發展的特點在舊石器時代便已顯現。更深層的含義是該發現——晚更新世以來的連續文化堆積、無間斷的舊石器文化發展序列——均展現出本地區人類連續發展的歷史進程。特別是距今7萬—6萬年的第二期舊石器文化發展態勢，更直接否定了末次冰期寒冷期東亞古人類滅絕的推論，清楚展示出本地區乃至中國與東亞早期人類與文化持續演化發展的路徑，為中國與東亞現代人起源研究再添關鍵新證據。

　　趙家徐姚、扁扁洞、張馬屯等文化遺存的發現，填補了山東地區更新世和全新世之交的文化空白，展現了山東在舊新石器時代過渡、農業起源研究上的廣闊前景。特別是趙家徐姚遺址，不僅發現了北方地區最早的陶器之一，以及豐富的石器、動植物遺存，還發現了大范圍管理用火、祭祀、埋葬死者、采集狩獵的多種跡象，這些發現組成了一個有機的相互關聯的以人類行為方式為核心的信息網絡，詮釋了在舊新石器時代轉變過程中，伴隨著人類行為方式復雜化，思想觀念也展開了一系列轉變，兩者的呼應，讓我們對農業起源這一國際關注的重大課題的理解更加深刻。在此意義上，可以說趙家徐姚遺址是世界級的發現。

　　進入新石器時代，后李、北辛、大汶口、龍山、岳石諸文化一步一個臺階，完整展現了海岱地區從聚落初興到早期國家的發展歷程，是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古文化-古城-古國”經典論述的生動再現，這些考古成果逐漸拼合出中國東部地區早期國家和文明起源的路徑，為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大辛莊、前掌大、齊魯故城、瑯玡臺、齊長城、稷下學宮等考古發現逐漸揭示出齊魯文化的深層內涵，展示出海岱地區逐漸融入以華夏為主體的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過程。

　　從“大汶口”到“龍山”

　　仰韶時代晚期至龍山時代的1500年，是中華文明形成的關鍵階段，海岱地區彼時正處于大汶口到龍山文化社會之中。實際上，海岱地區社會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已有加速發展之勢，大汶口作為大型聚落漸成社會中心，展示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分化程度。大約從大汶口中期階段開始，與其他地區一樣，海岱地區文明化進程開始加速，不僅首次出現了焦家這樣的城址，圍繞高等級聚落開始有普通聚落集聚，區域社會開始孕育，向著實體化發展，社會分化亦隨之加劇。到大汶口晚期，城址更加普遍，以汶泗流域為代表的區域社會逐漸成型，崗上、垓下、禹會等城址開始成組出現，野店-崗上-西康留沿著京滬一線南北展開，并且周圍聚落更加密集，已經形成群落，標志著以城址為中心的區域社會已具雛形。

　　不過從焦家、崗上等聚落看，彼時的大汶口人都還是以血緣為紐帶組織社會，以家族為單位聚族而葬，可見只有在血緣體系內才能體現個人的社會身份和社會權利，個人的身份地位與財富經濟沒有直接關系。從墓葬中隨葬的武器與宴飲器具來看，個人威望的提高依靠彰顯武力與宴飲才能；隨葬品大量發現在各等級的墓葬中，也能體現大汶口墓葬中濃郁的厚葬和攀比風氣，這種風俗深深地影響了后來的海岱人，直到今天的社會，有時仍然會通過大量宴飲和其他儀式活動彰顯死者的身份，以使生者獲得榮耀。

　　大汶口到龍山的過渡階段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間節點，雖然文化傳承上看似十分自然，但在很多地區文化內涵正在發生悄無聲息的轉變。龍山文化的聚落和社會一方面延續了大汶口以來的發展勢頭，另一方面其社會風俗正在轉變。這一時期，區域社會正式成型，城市這一社會結構逐漸成熟，首先城內居民不按血緣關系劃分居地，而是開始雜居，個體家庭成為社會基本細胞，人口密度更大，居民的職業身份更加多樣，工業生產和產品交換活動都發達起來，相應的貿易系統逐步形成。從聚落形態觀察，龍山社會存在三級聚落結構：基層聚落-圍繞基層中心形成的聚落圈-圍繞地區中心由多個聚落圈構成的區域社會。

　　但目前研究表明，這些區域社會政治上都是相互獨立的存在，沒有附屬關系，其政治形態或許就是早期的城邦社會。

　　乘著發展的勢頭和累積起來的社會基礎，從大汶口文化中期海岱地區開始向外擴張，到大汶口晚期不僅占據了淮河以北蘇皖北部廣大地區，并且向西挺進到中原腹地，其影響則遠超于此，向南深入到長江流域，向西輻射晉南而達關中，向北則到了西遼河流域。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大汶口文化西進對中原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原地區雖然在廟底溝文化階段非常強盛，一度對大半個中國都產生了強烈影響，但其本身傳統一直都是樸素的，社會分化很小，也沒有發展起類似大汶口文化那種以復雜棺槨和葬儀以及宴飲、奢侈品為代表的社會制度。而到了龍山階段的陶寺文化（位于山西），一下子從墓葬制度到宴飲、奢侈品都齊備了，甚至猶有過之。這些現象看似突如其來，在當地找不到淵源，卻與海岱地區類似，因此學界普遍相信這些制度應該都來自以山東為中心的東部地區。到了龍山晚期階段，帶有大量東方因素的新砦期遺存（位于河南）也是突然出現于中原腹地，為后來的二里頭文化的形成埋下了伏筆。因此，在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國家階段，作為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的組成部分，海岱地區貢獻良多，特別是觀念和制度等。

　　物品與技術是文化交流中容易實現交換的幾類，但觀念、制度（意識形態）卻是很難被不同族群接受的。因此以陶寺文化為代表的中原地區對海岱地區傳統的接受，不僅是文化傳播那么簡單，背后會有族群遷徙的原因，而且必須是重要的高等級的人過去，才能帶來這些新的觀念和制度。而這正與我們看到的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持續到龍山文化的西進有關。

　　海岱文明的特質

　　岳石文化承龍山之末而興，但人口銳減，很多地區聚落稀疏，罕見大型城址，也正因此許多學者認為岳石文化象征著海岱地區的衰落。但我們在城子崖發現的岳石版筑城墻與著名的“一門三道”的遺跡現象無疑表明，岳石時期中心聚落財富更加集中，可支配的勞動力也大幅增加；城內大量超大灰坑、窖穴的發現也表明岳石時期社會組織可能較龍山時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即社會財富進一步地集中，這也是為什么岳石大聚落更富、小聚落更窮的原因。無論是史書、傳說還是考古資料，均表明這個時代中原夏王朝與海岱的東夷族群交戈頻繁，這種財富集中的體制可能正是適應了戰爭的頻繁因而取代了龍山相對松散的政體。但我們也在史書、傳說中留下了“太康失國，后羿代之”的歷史事件，留下了海岱地區在中華文明發展當中不可磨滅的歷史印記。

　　海岱地區下一個輝煌，便是東周百家爭鳴的時代。在舊大陸古老文明的“軸心時代”，印度、中東、希臘以及中國都出現了哲學和思想的巨大突破，并由此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并影響后世。在中國，這個重心便是齊魯，傅斯年先生在《夷夏東西說》中說：“自春秋至王莽時，最上層的文化只有一個重心，這個重心便是齊魯。”無獨有偶，著名學者徐中舒先生也認為：“秦漢以前，齊魯為中國文化最高區域，必有文化上的憑借。”諸子百家爭鳴的盛況在海岱地區達到頂峰，齊魯文化也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主體之一。齊魯文化的發展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史前至晚商時期是其形成的基礎階段，西周至春秋早期則是齊魯文化的產生期和生成期，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是其成熟發展期，統一的秦漢帝國是齊魯文化得以弘揚和發展的關鍵期。

　　這其中，魯文化貢獻了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核——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基本表征在于仁愛思想和對“禮”的維護。考古學材料頗能提供一些佐證，如魯故城布局最能體現其對周禮的遵循，宮城居中，郭城環繞，內外城制、中軸線分布，“士者近宮，耕者近門”，“前朝后市”布局，是目前先秦都城中最符合《周禮·考工記》的“禮制”都城形制；再如，老農業局墓地、新泰郭家泉墓地、平陰周河墓地等又表明禮制下沉至平民階層，這在其他諸侯國是見不到的，既體現了魯地濃厚的尊禮傳統，一定程度上也是儒家人本觀念的體現。

　　齊文化則主要構建了后世國家治理的制度框架。規模宏大的齊都內遍布手工業作坊，專業化生產經營，尤以冶鐵鑄銅最為突出，渤海南岸分布大量的制鹽作坊，并由此誕生了最早的鹽鐵專營制度和管理思想；齊都周邊乃至齊國范圍內分布大量的高臺建筑，南面山腳下是高聳的王陵區，這些景觀建筑是齊國統治階層強化王權的手段，也對國民思想產生影響，成為樹立國家意識的重要手段；遍布全國的齊地八主祭祀系統成為后世自然神祭祀系統的主體架構；齊故城內出土的大量陶文可能表明齊國都城曾出現過里坊制度的雛形，這也是城市管理制度的創新；稷下學宮的創立更為后世官學創辦提供了范本。以《管子》為核心的齊文化強調禮法并用、農商皆重的治國理念，相較于魯文化對價值和原則的堅持，齊文化更強調實用與務實，更加強調國家意識形態的教育。

　　周代是華夏文化的形成期，華夏意識逐步滲透，以天下觀念的認同覆蓋了廣泛地區，產生了特殊凝聚力，并由此誕生了華夏文明體系和傳統。齊魯文化不僅為華夏文明體系的構建貢獻了制度框架和精神內核，而且深植中華文化傳統之中，影響深遠。

　　（作者系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