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與榮氏家族的淵源關系
來源：文化示范報作者：王欽偉 高尚君 陳國華 2024-03-20 09:55
孔子與榮氏鼻祖榮啟期暢談“三樂”的故事，2500年來一直傳唱不衰，也成為“知足常樂”之典；榮氏一世祖榮旂，自幼親炙洙泗，從游孔子，幫助孔子刪詩、贊易、序書、定禮，共維斯道與不墜，為孔子七十二賢弟子之一。榮氏后裔，秉承儒家文化，實業興國救國，積德行善，扶弱濟貧，兼濟天下，成為一代儒商。
古之中都，今之汶上。公元前501年，孔子被魯定公任命為中都宰。“制訂養生送死之節。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孔子家語》）不久，被擢拔為魯國司空，再升大司寇。這一時期，汶上境內有兩位榮氏先賢與孔子有著很深的交集，在創立儒家文化思想的過程中貢獻了自己的智慧。
孔子與榮啟期
榮啟期，字昌伯，春秋時期郕邑（今汶上縣西北）人，被榮氏后裔尊稱為“鼻祖”。他精通音律，博學多才，是春秋時期著名學者，思想很有見解。然而他沒能逃脫文人才高常失意的歷史規律，在政治上并不得志。看破時局而無能為力，榮啟期干脆“值衰世季末，王道頹凌，遂隱居窮處，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成為名副其實的高士。
據有關資料記載，榮啟期生于周定王十二年（公元前595年），卒于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生于周靈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榮啟期長孔子44歲。
戰國列御寇著《列子·天瑞篇》記載：孔子游于泰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孔子家語·六本》，也記載有這段故事。
意思是說：我的快樂太多了，數也數不完。天生萬物，人最尊貴，我恰好是人，而不是牛馬等等，這是第一大快樂；人間是男尊女卑，我恰好是男的，這是第二大快樂；人生在世，有的嬰兒連太陽、月亮都沒見到，在襁褓中就已夭亡，而我竟然已經活到了九十歲了，這是第三大快樂。貧窮是修道士的常態，死亡是人生完美的結束。我得到了人生的常態并完美地走到終點，哪里還有憂愁呢？孔子聽聞后敬佩地說：“您說得好啊！您可真是一位既知足又快樂的人啊！”
孔子與榮啟期暢談“三樂”，成為后世“知足常樂”之典。榮氏后人尊稱榮啟期為鼻祖，稱堂號為“三樂堂”。2500多年來，“三樂”文化思想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皇親國戚、文人墨客，贊美“三樂風高”的詩詞歌賦數百余首（篇），至今傳頌不衰。1991年，陜西省西安市東南三環出土唐代“榮啟期問曰答孔夫子”銅鏡，構圖自然、恬靜、精雅，描繪了榮啟期與孔子談“三樂”的故事，被人們稱之為“孔子拜師圖”或簡稱“三樂鏡”“三樂銅鏡”。
榮啟期“三樂”文化思想直接滲透影響著儒家思想的形成。例如，儒家“天地之性人為貴”則體現了孔子的“人本”思想，也體現了榮啟期“人為貴”的文化思想。孔子遇榮啟期談“三樂”，贊賞和接受了“天生萬物，唯人為貴”的思想，認為人在天地萬物中最為珍貴。據記載，有一次孔子家中馬棚失火，外出回家的孔子知道后，最為關注的是“傷人乎？”而“不問馬”（詳見《鄉黨》）。在當時社會，馬匹十分珍貴，有“匹馬束絲”換五名奴隸和三十田換四匹馬的記錄。孔子把馬夫和馭者一視為“人”，而且只關注他們而“不問馬”，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十分可貴的。因此，孔子提出了“天地之性人為貴”（《孝經·圣治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衛靈公》）的論斷。在天地萬物中，人最為珍貴。在197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的文獻《楚墓竹簡·語叢一》中記錄：“夫天生百物，人為貴。”以上兩則同出于孔門弟子的記錄，可以相互印證。
孔子與榮啟期交談時，儒家學派尚在形成之中。對于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師”、特別善于學習的孔子來說，必然會吸收榮啟期談話的思想精華。可以說，榮啟期的人生智慧，不僅令孔子感慨不已，而且對儒家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也必然產生積極的影響。“三樂”思想的表述和人生經歷中所體現出的人生哲理，與儒家人本觀、生死觀、貧富觀都是相一致的。按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標準，榮啟期無疑是一位“窮則獨善其身”的典型。
孔子與榮旂
榮旂，字子祺，生于周景王三年（前542年），卒于周元王六年（前470年），終年73歲，安葬于曇山西北麓厭次嶺（今汶上縣白石鎮曇山西北麓）。榮旂被榮氏后裔尊稱為“一世祖”。
榮旂自幼即親炙洙泗，從游孔子，幫助孔子“刪詩、贊易、序書、定禮，共維斯道與不墜。”孔子去世后，廬墓三年。后回到曇山腳下，抱道自處，設帳授徒，教化后人，存心養性，成就自己完美的人生。為儒家文化的創立作出了突出貢獻，名列孔子七十二賢弟子之中。
漢章帝元和二年（85年），下詔命繪像于太學；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雩婁伯，并配享孔廟，牌位列東廡第二十位；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厭次侯；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追稱先賢榮子；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下圣旨祭祀孔子七十二弟子，建祠堂于今汶上縣苑莊鎮演馬村，并“欽賜奉祀生四員，蠲免一切差徭”；同治年間，兗州地方官員將榮氏“三樂社”與孔子“圣澤社”、孟子“亞圣社”并列，優渥有嘉。
儒家文化與榮氏后裔
文以載道，文以化人。儒家文化思想，是我國本土先哲總結出的優秀傳統文化思想，滋養著國人走過2500多年，一代又一代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社會、哲學，也形成了成熟的治國理政安民之道。榮氏子孫，始終繼承了儒家文化思想，無論為人處世，還是經商辦企業，處處事事踐行著儒家文化思想。
中國傳統家訓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根源最為深厚的部分。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榮氏家訓內容與儒學精神的耦合，使得傳統儒學借重于傳統家訓得到廣泛傳播。
榮氏十二則家訓：圣諭當遵，孝悌當先，祠墓當展，族長當尊，宗族當睦，蒙養當豫，閨門當肅，禮節當知，職業當勤，節儉當崇，賦役當供，爭訟當息。十二則家訓，既有律己修身、讀書治學、教育子女，又有睦親齊家、出仕為官、普惠相助等，無不體現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文化思想。因此，榮氏家訓也一直被后世所稱頌。
榮子第74代孫榮熙泰，繼承祖訓善及社會，以“治家三身”教育后人。“以一身之余，即顧一家；一家有余，顧一族一鄉，推而一縣一府。皆所應為。”“盡力做事。”使之走上了企業家的道路。75代孫榮德生，繼承祖訓，立下榮氏家規：發上等愿，結中等緣，享下等福；擇高處立，就平處坐，向寬處行。此后榮氏家族企業不斷發展壯大，既有創富之道，又有散財之道，充分展現了休養身心與服務社會，這些令人們困惑糾結的問題，在榮德生身上自然融合，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
古語有云“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人類文明史上，無論世族大家還是普通百姓，表面上看是財富、地位、品貌、認知、格局等方面的差異，實際上從孕育開始，家庭、家教、家風便深深影響著個體發展軌跡，從內里決定著個體及家族的興衰榮辱。縱觀古今中外，世族大家、名門貴胄多以文字化的家訓、家譜來鑄就家族成員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的精神力量和價值取向。
儒家文化與榮氏企業
近代以來，榮氏家族靠實業興國、護國、榮國，積德行善，扶弱濟貧，“達則兼濟天下”，在中國乃至世界寫下了一段輝煌的歷史。
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創辦的企業是中國民族企業的前驅。榮氏家族支持中國政府的“三大改造”，對新中國建國初期的經濟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后來的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發展，也無不浸透著榮氏家族的心血。第三代榮智健等人對中國市場經濟、新興民族企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上海解放后，榮氏企業面臨困難，不僅資金緊張，原料也供應不足，國家通過發放貸款、供應原料、收購產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對榮氏企業予以大力扶持，實現了新的復蘇。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將他的產業實行公私合營，這一舉動為上海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工作起了積極帶頭作用。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戎在接受《時代人物周報》采訪時說：“榮家是愛國的典型代表，解放后，獲得重視有加也是理所當然。”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高德步評價說：“從近代開始，榮家三代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榮宗敬和榮德生兄弟創辦的企業是中國民族企業的前驅；解放后，榮毅仁支持中國政府的三大改造，對我國經濟的發展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改革開放以后，榮家第三代榮智健等人對中國市場經濟、新興民族企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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