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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的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我們應當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力量。

　　近日，在山東大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系列專題學術講座上，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楊朝明，圍繞上述主題作出講解。

　　中國作為一個國家，

　　實質上所承載的是一種文明

　　中國作為一個偉大的國家，乃是以國家的形式承載了一個偉大的文明，中國首先是一個文明的存在。英國漢學家馬丁雅克說，西方曾經也產生了很多大帝國、強國，他們縱橫世界，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但這些強大帝國在衰弱后基本上都灰飛煙滅，后世很難再有崛起的可能。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古代東方幾千年出現的幾乎所有強大帝國都來自中國。他解釋說，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實質上所承載的是一種文明！

　　中華文明以孔子為中心，孔子繼往開來，在中華文明發展中地位特殊。錢穆先生說：“孔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在此五千多年，中國歷史進程之指示，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殆無人堪與孔子相比倫。”孔子雖然生活在兩千五百年以前，但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總結繼承了他以前數千年的中國文化，影響到了后世。

　　考古學家發現龍山時代就有了禮制。夏、商、周三代遞相損益，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禮樂文明。西周初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其特殊的時期，儒家常說的“文武之政”“周公之訓”“成康之治”即在這個時期，這一時期中國文化的發展值得大書特書。尤其周公，他被歷史學家稱為“孔子以前”“黃帝以后”的最重要人物。他不僅幫助文王、武王取得了天下，更重要的是輔佐成王鞏固了天下，他“經天緯地、制禮作樂”，奠定了中華禮樂文明的基礎。周公由此也成為彪炳史冊的偉大人物，被后世尊為“元圣”。孔子崇拜周公，甚至常常“夢見周公”，周代文化已經走出對于天命、鬼神的膜拜，這是一種人文理念高度升騰的文化。在“禮壞樂崩”的情勢下，孔子“從周”“憲章文武”，思考禮樂制度何以得到更好遵守的問題，形成了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

　　中國文化連綿不斷，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特征，與它的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密切相連、高度統一。中國文明被稱為儒家文明，它具有顯著的不斷創新、和諧統一的特性。儒學是中華文明之樹的主干，在不同的時期也吸收了不同文明養分。惟其如此，在歷史不斷發展中，這棵大樹才歷經風雨，在不同時期也都綻放出艷麗的花朵，結出了豐碩的成果。

　　儒學是關于“人”的學問

　　在“禮壞樂崩”的情勢下，孔子研究周公怎樣制禮作樂、禮樂大廈何以崩塌、怎樣建設才能使大廈根基牢固。于是，以此為起點，孔子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例如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又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人是最為關鍵、最為根本因素。

　　儒學就是關于“人”的學問，儒學研究人性與人的價值。孔子從人的本質屬性出發，思考“人之所以為人者”“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認為人需要追求更高的層次和境界，因而要正心誠意，學以成人，止于至善。

　　孔子崇尚先王，主張以先王之道培養大人君子，喚醒人心，明心見性，以明德引領風尚。對于自己的主張，孔子充滿了自信，在他看來，禮制和禮儀都表達著禮義。人們認知禮義，把握禮的精神實質，就能人心和順，社會和諧，就能長治久安，這是雖歷百世而不會變的道理。

　　思維的深度決定了認知的寬度。儒家學說是“道術”而不是“方術”，因而能像莊子所說“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他為政僅僅一年，就成為各地諸侯學習的樣板。國君希望用他的辦法治理魯國，孔子則認為治理天下都適用。孔子弟子請教十代以后如何治世是否可知，孔子回答“雖百世可知矣”。孔子認為“周鑒于二代”，繼承了夏商，走出了尊命、尊神的迷茫，這是一種人文文化。禮的形式不斷損益，但禮的實質不會變化。

　　有人向孔子請教怎樣做才能處處通達，孔子以六字相告：言忠信，行篤敬。在孔子看來，真正做到這六個字，“雖蠻貊之邦行矣”。孔子之道一以貫之，這就是人與人相處的忠恕原則。他認為，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抓住了正己修身的關鍵。人欲明禮，就要有一種修身的自覺，就要有處理好“人心”與“道心”“人情”與“人義”“天理”與“人欲”關系的能力，這一切其實都在于德性的覺知。

　　“儒者之學”是社會管理之學，也是人心教化之學。社會要和諧，人心要和順，就必須修己以安人。在孔子儒學的體系中，世間的人們人格都是平等的，人們都處在不同的社會關系中，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不同，但都應該各正其名、各盡其力、各安其分。不過，儒學培養的是社會責任的擔當者、社會風尚的引領者；儒家之學，學以成人，進而成大人、成君子、成圣成賢。

　　天下為公、天下大同

　　是孔子的社會理想

　　天下為公、天下大同，這是孔子的社會理想，也是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乃至今日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政治追求。所謂“背私為公”，“公”指人們的公共意識、公德意識。天下為公，是提倡人們都修為自己的公德心，人們應休戚與共，協同一致，有明確的“社會性”意識。提倡人們扶危濟困、互相關心，而不是各行其是、自私自利，更不是損人害人、弱肉強食。

　　戰爭起源于人的思想，必須在人心中筑起捍衛和平的屏障。就像萬里長城象征著防御、防守而不是攻擊、侵略，中華民族向來以禮御心、以禮節和，文化基因是追求正義，謙和禮讓，愛好和平。中華民族深沉的共同體意識，使各民族之間相互融合、攜手前行。各民族和而不同、崇尚一統，形成強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向心力來自共同遵循的“道”，“道”就是王道，就是尊王攘夷；凝聚力來自人之內心深處的“統”，“統”就是正統，就是崇尚一統于先進文化。

　　中國早在《尚書·堯典》中就有“協和萬邦”的理念，早期典籍中“天下”“萬方”“四海”等提法層出不窮，這源于中華文明中的天下觀、世界觀、整體觀、系統論，源于中國文化的開放大度、和諧包容、智慧持中、踏實穩重。文明的形成都會思考人的發展，都會從人自身出發。雖然出發點一樣，最終方向卻未必一致。中國先民認知世界，以天地為師，著眼古往今來，關注四方上下，對于愛與正義，中國人的信奉很早就全然而且徹底。

　　中國文化以孝悌為根本，最基本的文化特點就是仁愛精神與敬畏觀念。中國哲學可視為“家”的哲學，以家為本位，由孝與悌而培養愛與敬，把孝悌看成“人之本”，把愛與敬看成“政之本”。每一個人都是由家庭走向社會，于是中國思想打通家庭倫理與社會、政治倫理，把父母對子女的自然情感進行社會化應用與理解，產生了家國一體觀念。只有這樣，才能涵攝去取，中和位育；才能推己及人，和睦和順。它建立了中國文化的理想，指示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中國對于家庭與家族的重視，在文化的基本點上就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劃清了界限，形成了鮮明對比。正如美國學者休斯敦·史密斯《世界宗教》所說：當一個人的深入關注中心從自身轉向家庭的時候，他便超越了自私自利的心理。在這一點上，中國文化就已經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劃清了界限。他又說：當關注中心從家庭移向社會時，便超越了裙帶關系；當從社會移向國家時，便超越了狹隘的地方主義；當移向全人類時，則同民族沙文主義針鋒相對。所以，我們一定看到這樣一個事實：當一個民族能思考人類共同的命運的時候，也就選擇了符合人類整體利益的最佳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