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無疑是陽明學大放異彩的時代。一個明顯的證據是，明清兩代，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平分天下。到了近代，程朱理學失去了與陽明心學分庭抗禮的資格。這使陽明學在近代一枝獨秀，受到近代思想家的高度關注，成為“顯學”。
一
近代思想家基于不同的人生經歷、學術理念和政治訴求，對王陽明的思想予以取舍和詮釋，沿著不同維度和方向展開，彼此之間相差懸殊。
其一，近代思想家挖掘、展示出來的陽明學內容各不相同。康有為凸顯王陽明與朱熹爭教，兩人對《大學》的解讀特別是關于《大學》八條目之格物致知的分歧成為康有為的最佳證據。對此，康有為解釋說：“王陽明攻朱子為洪水猛獸，爭教之故使然也。”梁啟超首倡“道德革命”，王陽明成為梁啟超樹立的“德育鑒”的楷模，是因為王陽明揭橥“知行合一”。孫中山心理建設的基礎是知難行易，自然不會錯過講知行關系的王陽明。章炳麟一面肯定王陽明是宋明理學——特別是明朝最有學問的人，一面強調中國學問的代表是先秦諸子，王陽明無法與先秦諸子相比。在認定王陽明思想單一的前提下，他只將“致良知”說成是王陽明的原創。
其二，即使是面對王陽明思想的相同內容，近代思想家也有不同取舍和側重。例如，與康有為強調王陽明與朱熹爭教類似，梁啟超也提到了王陽明與朱熹的“對抗”。但梁啟超將這種對抗理解為學術上的自由爭鳴，并視之為學術變遷的動力，故而無論初衷還是立場都與康有為天差地別。再如，王陽明與孟子、陸九淵的關系是近代陽明學研究的核心話題，每一位近代思想家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卻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康有為刻意凸顯王陽明與陸九淵思想的差異，由此將陸九淵與王陽明的思想視為“二派”。梁啟超則循著地理環境決定論的邏輯彰顯王陽明與陸九淵思想的一致性，不僅將兩人的思想都歸入“南學”，而且將“知行合一”說成是王陽明和陸九淵的共同主張。章炳麟強調王陽明與陸九淵思想的一脈相承，甚至將陸九淵的思想視為王陽明的理論來源，聲稱“抑守仁所師者，陸子靜也”。對王陽明與孟子的關系，康有為、梁啟超注重王陽明對孟子思想的傳承，嚴復則強調王陽明與孟子思想的差異。在這方面，譚嗣同走得更遠，一面疏遠王陽明與孟子思想的關系，一面拉近王陽明與莊子思想的距離。
其三，近代思想家給予王陽明的評價相去甚遠。例如，梁啟超、孫中山都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興趣盎然，給出的評價則迥然相異。梁啟超分析說，王陽明提揭“知行合一”是鼓勵人去實行——王陽明的本意是說，如果知而不行，最終等于不知。沿著這個思路，梁啟超將王陽明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合而觀之，認定這兩個命題的宗旨都在于“策人于行”。顯而易見，梁啟超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贊同的，甚至可以說，他對這一思想的解讀與其說契合王陽明的本意，毋寧說表達了梁啟超本人對知行關系的看法。與梁啟超對“知行合一”的頂禮膜拜天差地別，孫中山不僅批判古人以《尚書》“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為代表的“知易行難”說，而且批評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原因是“知行合一”使人“頓生畏難之心，而不敢行”。一方面，孫中山承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在初衷上“勉人為善之心，誠為良苦”，與梁啟超分析“知行合一”追求動機和效果皆善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另一方面，孫中山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還是不能茍同，評價也與梁啟超大相徑庭。歸納起來，梁啟超、孫中山剖析、評價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最大區別在于，梁啟超是從倫理學上立論的，而孫中山是從心理學上立論的。沿著倫理學與心理學的不同思路，梁啟超認為“知行合一”敦促人行，進而對之大加推崇。孫中山則指責其使人“頓生畏難之心”，導致“不敢行”的后果。至此，兩人得出的結論截然相反，評價大相徑庭也就順理成章了。
近代思想家盡管對王陽明思想的解讀彼此之間各不相同，然而，他們都基于各自的思想邏輯而來，不唯能夠自圓其說，并且顯得有理有據。這使近代思想家對王陽明思想的詮釋既顯得別出心裁，又提供了多種思路和樣式。這昭示人們，對陽明學的研究既要關注王陽明思想在整個中國思想史、文化史上承前啟后的地位，又要彰顯王陽明思想本身的獨特價值和意蘊。只有這樣，才能立體呈現王陽明思想的變化性、多維性和豐富性，還原王陽明思想的整體面貌。
二
由于始終圍繞著中國近代特殊的時代訴求和現實呼喚展開，近代思想家對陽明學研究帶有與生俱來的時代特征和近代烙印。就積極方面而言，近代陽明學空前推動了陽明學研究的創新，極大拓展了王陽明思想的研究領域和學術空間，致使中國近代的陽明學研究與古代陽明學研究的理論初衷迥異其趣，在方式方法、主題內容上涇渭分明。因此，近代陽明學研究共同展示了王陽明思想的豐富性和多元性，對全面、深入挖掘王陽明思想的內容、特質和價值大有裨益。近代思想家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對王陽明思想進行解讀和挖掘，盡管各自對王陽明思想的取舍、詮釋和態度大相徑庭，卻都緊扣時代主題。正是這一點不僅推動了對王陽明思想的全新解讀，故而與古代陽明學拉開了距離，而且淋漓盡致地彰顯了陽明學的治世功能，將陽明學的實踐維度和現實意蘊發揮到了極致。
而就消極方面而言，近代陽明學則帶有不可克服的學術局限和理論誤區。
近代陽明學研究最大的致命傷有二：第一，從初衷上看，難以擺脫急功近利的窠臼。近代思想家對日本明治維新效仿陽明學的認知如此，從治世的角度評價王陽明學說的利弊得失也是如此。其實，這一點可謂在意料之中，因為很多人都是受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影響而意識到陽明學的治世功效的，也有很多人正是認為陽明學能“任大事”才傾慕陽明學的。第二，從學術上看，側重思想發揮而疏于文本研讀。關注實用實效價值與缺乏系統的文本研究決定了近代思想家對王陽明思想的解讀都帶有“今文經”發揮微言大義的特點——在這一點上，公羊學巨擘——康有為自不待言，即便是古文經大師——章炳麟也概莫能外。這種局面又進一步導致了近代陽明學研究重結論而輕論證，甚至難免先有結論而后為了結論來選擇乃至剪裁證據之嫌。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研究、關注陽明學的近代思想家都不是專門的陽明學大師，甚至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專門學問家。這注定了他們缺少對王陽明思想的必要研究和文本解讀。只有梁啟超作《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對王陽明以“知行合一”為核心的思想進行了專題解讀和掘發，此外便是章炳麟的《王學》《遣王氏》兩篇短文。其他人——從康有為、譚嗣同、嚴復到孫中山都沒有探討王陽明思想的文章，更遑論研究著作了。在這種情形下，王陽明的基本思想和主要觀點不可能得到系統解讀，有些甚至無人提及。
眾所周知，王陽明的思想包括“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心外無學”“心外無仁”“心外無善”的心學本體論、“求理于吾心”“致良知”的工夫論和“知行合一”的境界論，由此形成了一個由本體而工夫而境界的完備體系。近代思想家雖然對王陽明思想的取舍、偏袒大不相同，但是，總的說來，他們卻僅涉及王陽明的格物致知或“知行合一”“致良知”，對作為王陽明思想基石的“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學”“心外無仁”“心外無善”等核心觀點罕有提及，對王陽明頗有宋明理學特色的“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去人欲、存天理”甚至為陽明學所獨有的“求理于吾心”“視天下如一家，視中國如一人”等命題三緘其口，至于王陽明的仁學觀、讀書觀、經學觀、教育觀、藝術觀和書法觀等更是絕少問津。這些即使不足以證明近代思想家對王陽明的思想缺少完全的把握和系統的梳理，至少證明了重發揮而輕文本是他們對待王陽明思想的共同做派。由此，近代陽明學研究也被打上了近代特有的時代印記和學術特質。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近代的陽明學研究除了近代社會造成的歷史局限之外，還包括學術上的誤區。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對近代的陽明學研究要秉持公正的態度和客觀的心態，從不同角度對之進行辯證分析和學術探究。
（作者：魏義霞，系黑龍江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