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迄今，當代中國的文化研究，已經整整40年了。40年來的文化研究，與改革開放的進程相一致，不斷深化、持續發展，遍及神州大地，并影響到海外。從宏觀發展態勢看，40年的文化研究總體上是在文化批判與價值重構的路徑上進行，跌宕起伏，高潮迭起，影響深刻，值得總結。
一、 40年文化研究的階段性進程
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指出：“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的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 綜觀40年來的文化研究，基本上體現了歷史與邏輯的一致。大致說來，40年來的文化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80年代帶有強烈的激進特征、具有明顯的向西走的特色、以批判性為主的傳統文化研究。第二階段，1990年代，以國學熱的興起為標志，回歸古典，開掘傳統，注重傳承、以肯定性為主調、有顯著的“向回走”色彩的傳統文化研究。第三個階段，進入21世紀以來，在全球化進程及其意識日益增強的態勢下，由于經濟社會迅猛發展但文化相對薄弱而引發的人們對文化價值系統構建、安身立命之道建設的追尋，而以國學熱和文化熱交相遞進為表現形式，以理性平和心態為底蘊，以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為信念支撐，具有很強現實感和實踐性的文化研究。
1.在批判中開新，通過文化批判而實現價值重構。
這是文化研究的第一個階段，橫貫上世紀整個80年代。乘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東風，直面落后的現實，以“振興中華”為動力，以對封建主義的蕩滌為切入點，以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評估為價值導向，文化研究一開始就表現出強烈的現實感、實踐性和緊迫感，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和超越意識。
在1980年代的文化研究熱潮中，學術界在對傳統文化的負面成分及其作用進行激烈批判和強力清理的同時，開展了對外國文化理論的翻譯引進，并對港臺學者相關研究成果有誠懇的介紹和積極的吸納，顯示了40年文化研究第一階段的開放性、批判性和創造性的結合。
2. 在反思中開掘，在傳承中發展，其重要標志是國學熱的興起
這是文化研究的第二個階段，貫穿于1990年代，相對于1980年代而言，“保守”的特征很明顯。實際上，早在1989年下半年，以紀念孔子誕辰254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為標志，文化研究開始轉向，從激烈地批判、否定傳統，開始調整為重新認識傳統、肯定傳統。 “弘揚民族文化”成為學界的時髦，以人民日報對北京大學學生學習國學的報道為導引，“國學熱”逐漸熱遍神州。在改革開放的時代條件下，用現代意識闡釋中國傳統文化，開掘其優秀成分，進而增強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豪感，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成為這個時期文化討論的主題。
1990年代文化研究涉及面相當之廣，主要的論題有：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傳統文化的特質、內涵、結構、主體內容，中國文化人文精神及其當代建構，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中國文化精神、中華民族精神，中國文化與世界文明關系，中華文化與21世紀，天人合一思想，經濟全球化與民族文化，文化自覺等等。這些內容及其討論的取向，反映出對民族傳統文化價值的新的開掘。這個時期，文化討論還表現出明顯的全球意識，有出版社出版了國外漢學叢書，有學者主編了《東學西漸叢書》，有學者明確提出要“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讓世界文化走向中國”，有學者主張“走出中西體用之爭”。這些，相對于80年代，無論在論題選擇還是學術視野方面，都是明顯的前進，凸現了文化討論的價值理性。
1990年代文化研究中有著明顯的思想交鋒。在傳統文化熱持續不斷，國學熱迅猛蔓延的情勢下，有人撰文對其進行批評。批評者認為，“蘇東事變”以后，在嚴重的精神危機面前，發掘典籍文化，弘揚民族傳統文化，重塑民族精神，匡扶正氣，確是文化建設的當務之急。但如果我們天真地以為僅僅從“國學”中就可以找到立國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馬克思主義作為外來文化可以置之一邊 ，那就未免太迂腐了。這可以說是當年對傳統文化研究、國學熱的批判性意見的代表性觀點。這種情況，反映出文化研究的價值多元，是文化研究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的表現。
3. 在創造中轉化，在創新中發展，國學熱與文化熱交相迭起
以在創造中轉化提升為重要特征，國學熱和傳統文化熱交相迭起。這是文化研究的第三個階段，橫貫迄今為止的21世紀以來的時期。如果說，1980年代的文化討論是以批判、否定、激進為標識，1990年代的文化討論是以清理、肯定、保守為標識，那么，21世紀的文化討論則是以開掘、構建、理性為標識。套用一個公式，那就是：1980年代是正題，1990年代是反題，21世紀是合題。這個時期，文化研究有清晰的價值系統構建和中華文明復興的意識，文化研究的自覺性進一步凸顯，文化自信意識日益增強，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實踐性、參與性。
21世紀以來的文化研究，其重心主要集中于對傳統文化現代價值的闡釋和轉化，以及當代中國文化價值系統的構建。90年代探討的相關論題進一步深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成為關注的重點。這個時期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學術界比較主動、自覺地把研究課題與社會的文化建設實際相結合，而政界則給了學界更多的引導、理解和支持，文化研究與文化建設有機結合，政界和學界在更為廣闊的范圍和深度上交融結合。
二、 40年文化研究的價值主題
40年文化研究的價值主題，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表現樣態，但總體上是圍繞這些方面展開：
其一，當代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推動社會轉型，使中國社會從傳統轉向現代，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告別傳統，走向現代，是40年文化研究的主要動力，也是其價值主題。
其二，當代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如同改革開放是從局部到全局一樣，伴隨改革開放進程的延伸，隨著社會轉型的艱難坎坷的不斷出現，中國的現代化并不能夠停留于物質文明的層面，而是需要精神文明層面的現代化，成為文化研究的共識。因此，文化研究的當然目標是要促進當代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而從文化結構的物質、制度、思想三個層面來看，最為根本的，還是思想文化。因此，改革、創新當代中國思想文化，成為題中應有之義。由此，理所當然地引出文化價值體系的構建的探索，最終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進而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凝練、弘揚和踐行。
其三，當代中國文化與世界文明的良性互動。從閉關鎖國到改革開放，這是當代中國發展進程中的重大轉折。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面向未來，是全社會為之認同的理性價值追求。要實現現代化，就要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打開國門，向先進文明學習。在1980年代，文化研究向外走、向西走的傾向相當明顯。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論和方法，受到高度關注。40年來的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有強烈的改革創新精神，有向外國優秀文化學習的自覺性，有清醒的“文明互鑒”意識。
其四，構建當代新型文化價值系統。如果說，1980年代的文化研究是在批判中開新，重估傳統文化價值，在文化建設方面處于自在狀態的話，那么，進入1990年代以后，則已經具有鮮明的文化重構的自覺意識，即重建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構建當代新型文化價值體系。有學者從構建文化價值體系的角度，提出“時代呼喚孔夫子”，“新的時代呼喚新的孔子”。 有學者明確探討了以道德體系為重心的文化價值體系的構建問題，更有人從古今會通而立足當代、面向世界而扎根本國的角度，闡發“現代新型文化體系的模式和特征”。 政界通過治國理政的實踐，特別是思想文化建設經驗的總結，在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以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進而在十七大提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緊接著在十八大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得學術界長期致力的文化價值體系的構建問題從根本上得以解決。圍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學術界發表了大量的論著，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這個問題上，政界和學界出現良性合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其五，實現中華文明的復興。自鴉片戰爭以后啟動的追趕型的中國現代化進程，本質上是中華文明復興的進程。改革開放后，文化研究有十分強烈的追求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的文化自覺意識。在文化研究的進程中，無論觀點派別如何不同，但振興中華、復興偉大的中華文明，是無可爭辯的共識。在追求復興的旗幟下，正確對待傳統，創造性地挖掘、闡釋中華傳統文化，同時理性回應西方文化的挑戰，吸納西方文明的優長之處，立足當代中國實際，建設體現中國價值、中國精神、中國氣派的當代文化，成為文化研究中百家爭鳴態勢下的共同取向。
三、 40年文化研究的主體內容
40年內容浩繁的文化研究，場面宏大，參與人數眾多，論域寬廣，論題甚豐，邵漢明主編的述評性研究著作《中國文化研究30年》就有上中下三大卷共190萬字，其中僅“主要著作和論文索引”就單列一卷，約70萬字。有鑒于此，且限于篇幅和本文主旨，只能擇要論說。
1.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如果說，40年文化研究有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體內容和價值取向的話，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從文化研究的歷史進程而言，40年文化研究的起點和動因，是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問題的探索，本質上是對傳統文化如何評價以及在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如何揚棄傳統文化的問題，如何找到傳統與現代的結合點，找到什么樣的結合點的問題。
在相關問題的研討中，學術界參與性很強，競相發表自己的見解。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早熟，世界的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張岱年認為，傳統文化有兩方面，消極的一面對于現代化是障礙是阻力，積極的一面可以成為現代化的動力。現代化要補的課主要是民主和科學。季羨林認為，我們的封建思想包袱最重。何茲全認為，科學民主是關鍵，“天朝大國”思想幽靈不清除，會使我們更落后。任繼愈提出，要提高全民族的民主意識。 在復旦大學主辦的首屆國際中國文化學術討論會上，學者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總體估價見仁見智，觀點頗為不同。一種觀點認為，傳統文化是“農業-宗法”社會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倫理型文化，是宗法集體主義的“人學”，與近代人文主義屬于不同的范疇。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文化以倫理政治為軸心，不甚追求自然之所以，缺乏神學宗教體系，更富人文精神。然而，不追求純自然的知識體系，其尊卑有別的隸屬觀念，謙恭禮讓的處世態度，重義輕利的價值判斷，求同的思維方式和知足的文化心理，既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又是一個不小的文化包袱。有學者認為，中國文化注重人倫政治而取代了對物理的研究，限制了自然哲學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素樸的整體觀念和求統一的思維方式導致中國文化具有忽視理論體系建立的傾向。五四時代對國民性的反省和批判，昭示了中國文化中存在著某些與現代化格格不入的素質。傳統的教化政治的基本精神素質是與現代化相背離的。也有學者認為，中國沒有實現現代化，不應太多地歸罪于傳統文化，把傳統文化當做可以完全拋棄的包袱的理解是片面的，有拋棄傳統文化根基的嫌疑。蔡尚思認為，中國的現代化需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和哲學社會科學中的優良成分，有批判地繼承中國的優良傳統文化，“必須把此三者很恰當地結合起來，才能成為比較標準的現代化，也才可以說是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學界總體上的傾向性是要重視對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封建主義、專制主義因素進行清除，重視科學民主精神的培育，但同時不能簡單否定拋棄傳統文化，而要有鑒別地進行清理。這些觀點，在今天看來，仍然是持平之論，而且論者觀點背后蘊藏的是對中華傳統文化未來發展前景的自信。
專門研究世界現代化進程且對中國的現代化有獨到見解的北京大學教授羅榮渠認為，世界上沒有絕對下變的傳統, 也沒有與傳統割斷一切聯系的現代化。中國的出路問題不等于文化問題、現代化不等于西化、傳統不等于反現代化。只有尊重自己本民族的偉大傳統的民族, 才能獲得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真正的尊重。只有善于發揚本民族優秀傳統的現代化, 才能貢獻于世界文明的現代化事業。
重估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在學術界有頗為不同的表現。復旦大學歷史系于1986年舉辦了“首屆國際中國文化學術研討會”，會后出版題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論文集。國內學者的代表性很強，多數人都有學界所熟知的學術印記，比如撰有“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的蔡尚思，重視文化的時代差異和地區差異的譚其驤，“走出中世紀”的朱維錚，以痛批“王權主義”而名世的劉澤華，主張“西體中用”的李澤厚，提倡“新啟蒙”的王元化，闡揚中國文化人文精神的龐樸，肯定明清之際啟蒙說的蕭萐父，提出中國傳統社會是“超穩定系統”的金觀濤，重視“中華元典精神”的馮天瑜，以及宣揚并致力于“儒學的第三期發展”的杜維明，都在這次會議上闡發了自己的見解。
綜觀學術界關于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問題的論辯，可以看出，在本質上講，是要解決對于傳統文化的評價和取舍問題，是要解決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路向問題，以及如何對待以西方文化為主體的外國文化問題。歸根結底，是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和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問題。因此，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系的研究，對于文化的傳承、創新和發展，都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其實，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系的研討，還涉及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設的方法論問題，這就是要用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精神觀照傳統文化，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闡釋傳統文化，創造性地轉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構批判繼承歷史傳統而又充滿社會主義時代精神、立足本國而又面向世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離開中華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揚去奢談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就容易出現思維偏頗和價值迷失，要么全盤否定要么全盤肯定，導致簡單化片面化。這應當成為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論原則，而且，實際上也已為絕大多數學者所認可所踐行。
2.中國文化精神
40年文化研究的進程中，中國文化精神是受到高度關注并貫穿始終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研究，其實從根本上講，也跟上面所談的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系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是從屬于、包羅于該問題之中。同理，中華民族精神、中國人文精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國學研究、儒學復興、五四精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以及地域文化等問題的研究，都跟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系的研討直接勾連。因為，這些問題都與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這個根本問題直接相關。
張岱年是最早關注并明確闡釋中國文化精神的學者之一。他提出，中國文化長期發展的思想基礎、民族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精微的內在動力，就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是中華民族在精神形態上的基本特點。剛健有為、和與中、崇德利用、天人協調，這些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所在。司馬云杰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為尊祖宗、重人倫、崇道德、尚禮儀。 李宗桂認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人文主義為內核的，具體表現為自強不息、正道直行、貴和持中、民為邦本、平均平等、求是務實、豁達樂觀、以道制欲。陳來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價值觀念有四個特點，即責任先于自由、義務先于權利、群體高于個人、和諧高于沖突。樓宇烈認為，以人為本是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精神。郭齊勇認為，中華文化精神是一種人文主義的道德精神，其特點主要表現為：和而不同，厚德載物，剛健自強、生生不息，仁義至上、人格獨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整體把握、辯證思維，經世務實、戒奢以簡。關于中國文化精神還有其他頗為不同的很多理解和表述，有的學者將其概括為多個方面來闡述，認為包括人文精神、和諧意識、倫理本位、憂患意識、整體思維等方面。
總的看來，關于中國文化精神的探討，主要是從價值取向、精神支撐、民族發展動力等方面切入，是想樹立民族文化的精神價值支柱，是從正面切入主題。從整個40年文化研究的情況看來，凡是探討中國文化精神者，都是想通過這種探討樹立民族文化自信，提振民族精神。而即使不贊同論者對中國文化精神的概括者，一般也不會否定民族文化精神。在這個意義上講，文化精神是增強民族凝聚力、促進文化認同和價值整合的重要力量。在日后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設實踐中，應當進一步增強這方面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討中國文化精神的過程中，絕大多數論者都沒有注意到文化精
3.中華民族精神
中華民族精神的概括和提煉問題，早在1980年代就有學者關注。劉綱紀認為，中國的民族精神，大致可以概括為四個相互聯系的方面：理性精神、自由精神、求實精神、應變精神。這大約是文化研究熱潮中最早的一篇專門研討民族精神的論文。繼后，張岱年指出，在一個民族的精神發展中, 總有一些思想觀念, 受到人們的尊崇, 成為生活行動的最高指導原則這種最高指導原則是多數人民所信奉的, 能夠激勵人心, 在民族的精神發展中起著主導的作用。“這可以稱為民族文化的主導思想,亦可簡稱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須具備兩個條件: 一是有比較廣泛的影響, 二是能激勵人們前進, 有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一個民族應該對于自己的民族精神有比較明確的自我認識。中國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結于《周易大傳》的兩句名言之中, 這就是: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 。“ 地勢坤, 君子以厚德載物” 。顯然，張岱年是將中華民族精神與中國文化精神等同看待的。
跟張岱年一樣關注中華民族精神的，還有方立天、劉文英、李錦全、伍雄武等人。中國文化精神是個中性的概念, 中華民族精神是個褒義的概念。中國文化精神的優秀成分, 構成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精神是中國文化精神的核心價值, 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這樣一個區分, 既有利于我們深化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 剖析中國傳統文化的利弊, 理性超越傳統文化的局限, 合理轉化傳統文化的有益資源, 也有利于我們弘揚民族正氣, 升華民族精神, 從而在實踐中更好地建設我們的文化。更為重要的是, 在對外交往中, 挺直民族脊梁, 反對民族文化虛無主義。
李宗桂等認為，中華民族精神是在中華民族實踐過程中產生、反映中華民族成員整體性格和深層心理、內化于中華民族性格深層、為中華民族成員所普遍接受、并在實踐中指導中華民族成員行為的精神力量；它是中華民族文化優秀成分的結晶、是中華民族活的靈魂，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進行自我整合和更新，從而成為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這些方面是中華民族精神與其它所有民族精神在內涵上的共通之處，也是中華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夠被稱為民族精神的根本要素。據此，李宗桂等人指出，中華民族精神的基本內容可以概括為：愛國主義的民族情懷，團結統一的價值取向，貴和尚中的思維模式，勤勞勇敢的內在品質，自強不息的進取意識，厚德載物的寬厚胸懷，崇德重義的傳統情操，科學民主的現代精神。
4.中國人文精神
最早關注中國文化人文精神的是龐樸先生。他在1980年代的傳統文化討論熱潮中，提出中國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義。這種人文主義表現為：不把人從人際關系中孤立出來，也不把人同自然對立起來；不追求純自然的知識體系；在價值論上是反功利主義的；致意于做人，重視人倫，重視現世的世俗生活，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等。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給我們民族和國家增添了光輝，也設置了障礙；它向世界傳播了智慧之光，也造成了中外溝通的種種隔膜；它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也是一個不小的文化包袱。龐樸的觀點當時受到質疑。黎明、白鋼等人提出了相反的觀點。
1990年代初期，由文學界的學者最早提出“人文主義尋蹤”的命題，引發了一場規模雖不浩大、歷時并不太長（大致是1993年到1996年）但卻問題意識深刻的討論。這個問題就是：面對世俗社會的亂象，如何安頓我們的精神？我們的學術研究，是停留于書齋里自詠自嘆，還是應當面對社會、研究社會，解決現實的問題？那場討論的發起人之一的王曉明就坦承：研究當代中國社會, 我個人認為這是擺在中國知識界或人文和社會科學界面前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我們今天的人文學術的最大的動力或者活力, 就是來自于對這樣一些問題的回答。在這一方面, 現成所有的西方理論都只有參考的價值, 我們必須通過自己深入的研究, 創造新的概念、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論, 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回過頭來看, 是“人文精神”討論第一次迫使我們發現我們自己對現實的隔膜, 僅此一點而言, 這個討論就具有重要的意義。這場討論明顯的不足，一是討論中對于究竟什么是人文精神并沒有清晰的認識，有的甚至沒有想過；二是停留于文學界的學者之間在自我精神安頓和困惑郁悶的消解方面，哲學界、史學界以及社會科學界基本沒有參與，從而使得這場討論的廣度和深刻度有所局限；三是沒有從文化價值系統的構建、全民族安身立命之道的建設方面著眼，現實出很強的文人情調而缺乏大眾性。
中國人文精神的研究，進入新世紀以后受到更多的關注，成果更多。許蘇民的《人文精神論》是頗具力度的富有哲學思辨而又關注現實的著作。該書從人的現實存在的哲學規定切入，以人性生成與真善美的起源為觀照，中西結合，對古代、近代和現代的人文精神做了闡析，提出現代人文精神的最高原則與基本要素，最后落腳于“國民性之改造與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與之形成呼應和在實踐層面進一步深化的著作，還有立足當代文化建設的《中國當代人文精神的構建》，闡釋傳統文化精神的《中華人文精神論綱》，以及中外對比的《中外人文精神鉤沉》等。有論者根據當時社會狀況，針對人文精神建設的癥結，提出了“人文精神建設的若干難題”：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取向和人文取向的悖反，理想主義與實用主義的沖突，民族文化素質現狀與人文精神建設目標的距離，對傳統資源現代價值的認知差距，思維偏向對文化建設的損毀。
很明顯，進入文化研究的第三個階段以后，人文精神的研究更多的是從現實社會的問題出發，從解決整個社會的精神安頓和民族精神的振興、民族文化核心價值的重構的著眼，從而使得人文精神的研究具有了不同于往日的厚實感和深刻性，以及明顯的建構意識和主體精神。
5.國學研究
國學研究是40年文化研究的一大熱點，也是文化研究主體內容中問題最多，爭議最大的一個方面。
關于國學的內涵、范圍、歷史作用、現代價值等，學界都有過相當認真的研討甚至不乏激烈的爭論。張岱年認為，國學是中國學術的簡稱，稱中國學術為國學，所謂國是本國之義，是約定俗成的名稱。傳統學術包括哲學、經學、文學、史學、政治學、軍事學、自然科學以及宗教藝術等等。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把國學看作傳統文化。同樣的觀點見于湯一介。盡管有其他不同的對于國學內涵的看法，但從學界研究的實際情況來看，基本上都是把國學看作傳統文化，亦即二者是同等概念。郭齊勇就明確說：“所謂國學，乃包羅至廣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通稱。”李宗桂說：所謂國學，既指傳統文化，也指傳統文化研究。“近年所謂國學，本質上就是傳統文化。”
國學研究轟轟烈烈，參與面十分廣泛，見解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徑庭，但透過繁茂蕪雜的表象，我們可以看到，國學論爭的實質，是如何處理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如何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1980年代的文化熱，沒有使用國學這個名詞，而是使用傳統文化這個概念。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一度成了舉國關注的問題，文化熱遍及神州，影響海外。究其原因，一是人們對傳統反思的結果，希望了解并解決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二是改革開放后西方文化再度涌入國門，形成對本土文化和現實問題的嚴峻挑戰，需要理性應對歐風美雨的沖擊；三是改革深入的必然結果，需要解放思想，促進文化價值觀念的變革，建構適合現代化建設的思想文化體系；四是對“五四”激烈的反傳統和“文革”全盤否定傳統的后果做合理的評析。 在這種背景下，1980年代的文化討論熱潮的主調，基本是反傳統，具有比較強烈的西化色彩。
1990年代的文化研討熱潮，明確使用了國學概念，高舉弘揚傳統文化的旗幟，并且有強烈的“保守”色彩。各種各樣“弘揚”傳統文化的圖書、影視作品，各色各樣的國學講座，紛紛登場。
進入21世紀以來，國學熱繼續高漲。這個時期的國學熱，更加理性，參與面更廣，群眾性更強，實踐性也更強。人們既從學術的角度探討國學與現代化的關系，更從國學的具體內容出發，從現實的文化建設和社會需求出發，考量國學的價值和功能，從建設性的一面衡量發掘國學資源。
近年的國學熱潮，特別是學術界的國學研究，是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的反映，是對西方文明挑戰的回應，也是民族文化自信力增強的表現。較之近代的“國學”而言，它是具有新的時代精神的、更高層次上的對民族文化價值的開掘和認同。近代“國學”的產生是“防御”，當今“國學”的出現是“自主”。
近代中國的社會發展和文化發展歷史表明，全盤西化是不可能的，全盤蘇化是失敗的，全盤儒化是不現實的。在建設當代中國新型文化的時候，以現代化為目標，堅持中國化，堅持中國特色，是有極為正當的理由的。為此，正確對待國學，毫無疑問是十分重要的。從學術研究的立場和文化建設的實踐層面考察，“國學”研究應當弘揚時代精神，防止不良傾向。一是要反對復古守舊，防止封建主義沉渣泛起；二是要反對把“國學”意識形態化、政治化；三是要反對把“國學”商業化；四是要防止把“國學”儒化（亦即把“國學”片面歸結為儒家思想，把“國學”等同于儒學）。
6.儒學復興
40年文化研究的重點和熱點之一，是儒家文化的研究。而儒家文化的研究，從價值取向和文化重構的角度看，是對儒學復興的探討。可以說，對待儒學復興命題和理念的態度，能夠反映出研究者對待儒家文化乃至傳統文化的態度。
1980年代開始的重評孔子思想，從李澤厚的《孔子再評價》到匡亞明的《孔子評傳》， 都是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改革開放大潮在傳統思想文化研究領域的表現，是在儒家思想研究方面的撥亂反正。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尊孔的時代結束了，反孔的時代也結束了，現在是釋孔的時代。有人提出，過去是打倒孔家店，現在應當是打掃孔家殿。
以重評孔子為重心，發展到包括對魏晉玄學、宋明理學在內的儒學體系的全面重評。隨著1990年代傳統文化熱的持續和國學熱的興起，對儒學的評價越來越高，復興儒學成為重要的話題。
需要指出的是，在復興儒學的期盼和實踐中，有被學界稱為儒教原教旨主義的儒家學者，企圖以儒學復興改變現有文化形態甚至改變政治形態，宣揚儒學可以解決當代中國的所有問題，宣稱之所以現代化的問題沒有解決，要害在于沒有復興儒學，因此要儒化中國、儒化中共、儒教立國。這種觀點，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和駁斥。以南開大學劉澤華教授為代表的“王權主義學派”，對于儒學研究中的某些觀點和傾向，抱持商榷和質疑的態度。劉澤華認為，復興儒學并不是文明的提升，道統思維盛行是中國文化發展中的“復古”偏頗，“讓孔子直通古今是不現實的”。葛荃、張分田、李憲堂等人也持類似見解。這是從事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學者的質疑。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中國人民大學陳先達教授認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反對用儒學取代馬克思主義，反對用馬克思主義取代傳統文化。他認為，當代中國個別新儒家中主張“儒化社會主義”“儒化共產黨”的思潮是往回流的復古思潮。方克立教授在《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等文章中，主張馬魂、中體、西用，反對儒教立國，反對政治化的儒學，批評“大陸新儒學”的若干主張，反對儒化中國、儒化中共，反對立儒教為國教。葛兆光教授在《異想天開：近年來大陸新儒學的政治訴求》一文中，對大陸新儒學的若干觀點做了尖銳批評，甚至很辛辣地用“異想天開”來形容大陸新儒學陣營的某些人。葛兆光在該文中指出，大陸新儒學關懷的中心，已經從文化轉向政治；大陸新儒學的領袖們，不再甘于在寂寞的學林中“坐而論道”，而是要從幕后走到臺前，“挽袖伸臂參與國家政治與制度的設計。換句話說，就是中國大陸新儒學不再滿足于‘魂不附體’，而是要‘借尸還魂’”。誠然，上述對于儒學研究和儒家陣營里某些人某些問題的批評和質疑，人們見仁見智，未必都會認可，但其中談到的問題，特別是某些尖銳的批評意見，倒是對于儒學研究和儒學發展從另一方向上的幫助。對于這些批評和質疑，如能在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層面給以圓滿回應，則將對于儒學研究和儒學發展善莫大焉。
7.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
在傳統文化研究中，自1990年代初期以來，已經有學者有意識地關注到優秀傳統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從如何看待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當今如何吸納傳統文化的合理成分而來。從思維方式上看，是古為今用。
1990年代初期出版了由國家教委組織編寫的《中國傳統道德》，其出發點是要向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各界人士進行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但成果不多，且沒有形成學術界的關注點。不過，也有學者通過對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的系統深入研究，揭示出中國傳統哲學的優秀價值理念，這些價值理念，本質上就是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
進入文化研究的21世紀以來，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伴隨中華文明復興應有的文化底蘊的探討，學界自覺地進行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產生了一系列成果。張豈之主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核心理念讀本》，提煉了12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天人之學、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強不息、誠實守信、厚德載物、以民為本、仁者愛人、尊師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異、天下大同。張豈之先生在其“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個人著作中,指出“會通”精神、天人之學、和諧理念都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人文精神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靈魂”。邵漢明主編的《中國文化精神》一書，本質上是從優秀傳統文化研究的層面進行探討的。書中認為:文化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靈魂或精髓”，“書中著重探討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道教、佛教等流派的文化精神，并把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為人本精神、和諧意識、道德意識、理想主義、實踐品格、寬容品格和整體思維等幾個方面”,認為從一定意義上說,“抓住這七個方面，也就抓住了中國文化的精髓”。李申申等人認為，“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精華分為三個方面,……其一,宇宙人生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其二,道德倫理觀——民本、和諧、德行仁善……其三，社會價值觀——承擔責任、自強不息、愛國奉獻。”吳毅等人在其合著的《中華人文精神論綱》一書中,把以人為本、以和為本、以禮為本看作“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進而列舉并闡釋了中華人文精神的諸多方面:天人合一的和諧精神、仁政德治的民本精神、威武不屈的愛國精神、與時偕行的創新精神、尚文敬賢的文明精神、修齊治平的責任精神、孝悌友愛的倫理精神、貴和中庸的處世精神、篤學致用的求真精神,等等。在他們看來,人文精神是“由人類優秀文化積淀、凝聚、孕育而成的精神”,“人文精神是由優秀文化孕育而成的內在于主體的精神品格”。從研究方式的角度看，屬于在類別劃分式基礎上的內容列舉，還沒有明確涉及并具體闡釋何以這些內容、這些傳統是“優秀”的，質言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評價標準是什么，至少是沒有清晰的理論思考和價值評判，沒有從正面給出解答。這種情況，普遍存在于相關研究之中。有鑒于此，筆者才在上述學者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學界優秀傳統文化研究的實際，闡發了評判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標準問題，并提出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評價標準是：適應時代要求,推動社會發展，經受實踐檢驗,有助文化認同,促進民族團結,樹立精神支撐,助力民族復興,有益世界文明。
可喜的是，新世紀以來的優秀傳統文化研究越來越跟現實的社會狀況相結合，跟當代文化建設相結合。張豈之、陳來、郭齊勇、李宗桂都對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努力，反映出優秀傳統文化研究的強烈現實感和實踐性，也光大了民族文化的優秀成分，豐富了當代文化的精神資源。
8.“五四”精神
關于“五四”精神的研究，從1980年代文化討論熱潮起來的時候就有人關注，雖不像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人文精神、優秀傳統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那樣受到廣泛矚目，成果累累，但從價值評判和文化精神傳承的角度看，卻有著深刻的影響。論者之間有著相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觀點。主要的觀點有三種，一種是要繼承五四精神，批判封建專制主義，進行新的啟蒙；另一種是要繼承“五四”但要超越“五四”，超越“五四”的某些片面性；再一種是反對“五四”精神，認為“五四”運動全盤反傳統，破壞了傳統文化的根基，造成了中國文化的斷層，而“文革”則是“五四”的惡性發展，因此要重估“五四”、否定“五四”。本文僅就筆者認為的關鍵之處介紹代表性觀點，并談談自己看法。
李澤厚提出的“五四”是“救亡壓倒啟蒙”的觀點，引起廣泛關注。其他一些論者提出“五四”激烈反傳統、全盤反傳統，導致傳統文化的斷裂和斷層，導致了中國文化的危機。學界圍繞相關問題，進行了頗有力度的論辯。
金沖及指出，甲午戰爭給中國人帶來的強烈危機感, “給了民主啟蒙運動以巨大的吸引力”,使戊戌運動成為“中國近代民主啟蒙運動的真正起點”。因此, 救亡與啟蒙不是對立物;不是救亡壓倒啟蒙, 而是“救亡喚起啟蒙”。謝毅認為， “所謂‘救亡壓倒啟蒙’這種說法，經不住歷史事實的檢查，是完全站不住腳的。”高旭東強調：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徹底的反傳統與西化的運動，此前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開始接受的科學技術、民主自由，都是新文化運動推崇的對象；新文化運動不同于此前歷次運動的，就在于它是一場倫理道德（善惡）的價值革命與審美觀念（美丑）的文學革命。它顛覆了合群的倫理本位而推崇自由的個人本位，試圖通過價值革命與文學革命為民主政治與科學的發展掃清道路，進而使中華民族走上強國之路。將“文化五四”與“政治五四”分開并將之看成相互對立的“雙重變奏”，并不符合事實。因為“文化五四”與“政治五四”基本上是一體的。從學術論爭的視角看，金沖及、彭明、謝毅、高旭東等人的觀點屬于肯定“五四”精神的主流觀點。
有學者從政治運動、社會運動、思想解放和價值重構的層面肯定“五四”精神。李維武指出，從歷史文化觀而言，“五四”運動的最大功績就是破除了幾千年來封建思想的桎梏，為實現人性的解放和民族的獨立創造了思想理論前提。從價值觀來看，“新文化運動敏銳地發現和把握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價值觀的新舊更替問題，自覺地承擔起中國價值觀重建的時代任務， 這本身就是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的一種體現”。“五四運動作為一場偉大的劃時代的政治運動，強有力地震撼了中國思想世界，對新文化運動發生了強烈而深刻的影響，促使中國人重新思考‘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大問題，也促使中國人重新思考追求民主、實現民主的道路，進而促使中國人對民主觀念的理解和闡釋發生了重大變化。”
在肯定“五四”精神的同時，有的學者也指出了某些不足。張岱年認為，“五四”運動批判了舊文化, 開辟了文化建設的新紀元。“但是在道德方面, 舊道德確實破壞了, 新道德卻沒有真正建立起來。龐樸認為，“五四”精神就是批判精神。李宗桂指出，近現代中國特別是“五四”時期的文化批判和價值重構，具有明顯的“用激進方式求漸進改良”的特征，確實帶有某種“激進”的情緒和色彩。但是，站在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高度上，我們又不能不指出，激進主義的態度和方式，不利于科學地清理民族文化遺產，不利于正確對待西方思想文化，因而也不利于新型文化的切實建設。而且，由于思想文化的“形而上”的特點，由于中國傳統社會深厚的保守主義傳統的存在，由于中庸平和的思維方式的深入骨髓，以及近現代中國社會矛盾的多樣性和復雜性，致使用激進方式進行的文化變革活動，往往只能收到漸進的改良效果。從科學的理性的立場出發，應當對以矯枉過正為特征的激進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構方式加以揚棄。
在我看來，“五四”精神是批判性精神，是超越性精神，是追求科學、民主、自由的精神，對于中國社會的轉型特別是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現代新型文化沒有建構起來，不能由“五四”精神來負責，不能由“五四”運動的先輩們來承擔責任，而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進程當時還沒有走到那一步，時代條件還不具備。“五四”精神只是開辟了現代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昭示了它的前景，而不能包辦一切。如果說“五四”運動有其激進的一面，有其從根本上沖擊傳統文化的一面而沒有對合理因素進行辨析和轉化的話，那是可以討論的。但如果說“五四”精神有問題、要否定，則是既脫離歷史條件又不合當今時代要求的簡單幼稚思維。今天我們正在全社會倡導并努力踐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民主、文明、自由、平等的價值理念，正是淵源于“五四”精神。因此，研究“五四”精神，今天還是要提倡歷史主義的原則和方法，要用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去衡量，而不是孤立的、片面的看到“五四”運動的某些不足，而簡單夸大并否定之。
需要注意的是，在關于“五四”精神的研討中，有些概念和思想其實是并不清晰甚至混亂的，或者是簡單化的、片面的，強調了一個方面而忽視了另一個方面。
9.其他
40年文化研究的內容實在豐富，除了上述方面之外，還有諸多方面。主要的有：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的研究，文化產業的研究，中華文化與21世紀的研究，文化中國的研究，中國文化的通史和斷代史研究，經學史的研究，儒學史的研究，儒家文化研究、道家文化研究、墨家文化研究、法家文化研究、兵家文化研究、道教文化研究、佛教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化理論研究，中西文化比較研究，海外中國文化研究，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民族文化關系研究，文化學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研究，港臺學者的文化研究，海外華人的中國文化研究，甚至西方漢學家的研究，等等，都是內涵豐富、成果客觀的研究。但限于本文篇幅和論題的主旨所在，只能從略，留待他日另撰專文進行探討。
四、 40年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
40年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大致有如下方面。
其一，振興中華形成共識。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是與真理標準討論相追隨，與“實現四化、振興中華”的宏偉目標相一致。在整個40年的研討過程中，學界始終以推動當代中國現代化的實現，進而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職志，“闡舊邦以輔新命”成為學者們的文化自覺。從思想傾向和價值觀念的特征上看，無論具有激進主義色彩的批判者，還是秉持保守主義特質的守成者，或者主張漸進變革的中和者，都以振興中華為使命。在這個意義上講，40年文化研究的不同派別和論爭，其文化認同、價值整合的最大公約數，便是振興中華。
其二，文化重構是學界的自覺追求，是文化研究的問題意識所在。按照文化研究、文化發展中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三者互動的見解，從40年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的歷史進程看，文化重構成為自覺追求。質言之，文化研究的自覺意識、問題意識，從一開始就十分鮮明而強烈，并且持續始終。從上個世紀80年代的重新評估中國傳統文化，學習借鑒西方文化，到1990年代以重建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為標志為重心的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再到新世紀以來的以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基調的傳統文化熱和國學熱，最終匯歸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凝練、弘揚和踐行，都反映了立足當代、依托傳統、面向世界的多元開放的價值理念和思維方式，體現了文化研究的歷史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在文化研究方面的振興中華意識和價值重構目標，經過40年的理論研討和實踐驗證，我們可以用這樣一段話來凝練地表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于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
其三， 人的現代化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核心價值，而這是由文化研究直接推動并促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追求現代化始終是全社會上下同心的目標。但關于現代化，在不同時期有不同表述。從50年代的工業化， 到60年代初期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再到80年代的“實現四化、振興中華”，基本都是在物質層面的現代化，而沒有重視人的現代化。盡管一度強調“人的因素第一”，但卻不是從現代化的層面入手考慮的問題。80年代文化研討熱潮興起后，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問題專家闡發的“人的現代化”的理論，深刻影響了文化研究特別是現代化研究的思路。國內學者在吸納借鑒西方學者見解的基礎上，根據我國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明確提出了“我們還需要第五個現代化——人的現代化”。反思國民性，提升全民族整體綜合素質，反對物化，反對異化，反對金錢拜物教，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而這，是與文化研究的直接推動密切相關的。特別重要的也是最為核心的一點，是確立了新型的現代化認識理念，這就是：現代化的根本是人的現代化，是人的全面發展，現代化是為了人、是“人化”，而不是為了物，不是“物化”。從國家層面的“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凝練和弘揚、踐行，其所昭示的毫無疑問是人的現代化。
其四，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成為時代標識。40年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成就，是在民族文化意識的層面喚起了自覺意識和自信精神。1980年代以批判封建專制主義開場的傳統文化研究，以現代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蕩滌封建主義思想文化的污泥濁水，反思中國傳統文化，本身便是文化自覺的體現。盡管那時人們還沒有能夠從主體精神挺立的角度、從文化價值觀的立場明確提出“文化自覺”的理念，還處于自在階段，但卻是通過切實的文化研究特別是傳統文化研究，明確了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設必須立足當代中國，必須以改革開放為動力，以科學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為目標，建構新型文化價值體系。1990年代后期，費孝通系統闡發了文化自覺的理念。費孝通關于文化自覺的系統闡釋，激活了1980年代文化研討熱潮興起以來的文化自覺意識，將原本處于自在狀態的文化自覺，提升到十分明晰的自覺狀態，成為文化重構的重要價值理念，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精神力量。
有關文化自覺問題的研討，激發并彰顯了文化自信。對于民族傳統文化精神價值的掘發，對于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文化精神的生長，通過學術界的長期努力，逐漸形成了明確的現代化不是西化的共識。走自己的路，根據中國國情（歷史的和現實的），挺立民族文化的精神自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成為學界的主流傾向。馬克思主義派、自由主義派、保守主義派，以及其他思潮和流派乃至不入流不入派的學者，在堅持文化的民族性、世界性和現代性的統一方面，在中國和平崛起的同時，中華文明也能而且一定能崛起，成為具有共識性的觀念。
在文化自信問題上，政界和學界在新世紀以來高度協同，其標志性的反映，便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強調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這“四個自信”的時候，特別強調文化自信的地位和作用，認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顯然，學術界的文化研究成果和相關認識，與這個論斷高度一致。可以說，這個論斷是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成為時代標識的典型體現。
其五，建構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成為共識。改革開放帶來當代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從物質到精神，可以說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動。在經濟社會迅猛發展過程中，轉型期社會出現的價值失落、精神迷茫、思想困頓，一度困擾著人們。在文化重構的過程中，如何構建一個適合所有中華兒女的精神家園，解決安身立命之道的問題，成為學術界長期努力的方向。經過較長時期的研討，已經初步形成一個共識，這就是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國文化精神、中華人文精神、中華民族精神，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些都是精神家園建設的價值依托，而中華文化成為精神家園建設的最大公約數。換言之，精神家園的構建，成為民族文化認同的助推器。
其六，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共識。在具有深厚綿長的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要振興中華，要解決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問題，要實現現代化特別是人的現代化，要重構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在思想文化方面必須有所依托。這個依托，便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文化研究的重要成就之一，是關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容、特質、歷史作用及其現代價值的探討。盡管人們對于何謂優秀傳統文化、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見仁見智，甚至兩相悖反，但在早已走出簡單地盲目地反傳統時代的當今，人們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是一致肯定的。在這個意義上講，是取得了共識。在今天，完全意義的復古主義或者全盤西化，基本上是沒有市場的。而這，不僅與40年來改革開放經濟社會大發展有關，而且更與問題意識強烈、現代精神充溢的文化研究的推動有關。
其七，在批判中前進，在守成中創新。從方法論的角度審視，從文化研究對當代文化建設的實際影響效果考察，40年文化研究總體上是在批判中前進，在守成中創新。通過批判性的反思，在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引領下，揚棄傳統文化，吸納外國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優長之處，鞏固改革開放以來的新思想文化，重建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成為40年文化研究的主流。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并非截然對立而是可以創造性轉化為現代社會的重要價值，甚至直接承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淵源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文化有其自身的人文精神，作為“五四”遺產的科學民主精神，今天仍然要發揚光大，但需要超越“五四”的某些歷史局限；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等等，都是在批判中前進，在守成中創新的重要成果，也是文化研究的標志性成果和特征。
其八，從政學分立到政學結合，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設逐漸協調。 40年文化研究的歷程，在一定意義上講，是政界和學界在文化建設問題上從各自分立到相互觀照再到逐漸融合的過程。知識界的批評精神、獨立意識、距離意識，在90年代中期以前表現為文化研究與政界的文化建設平行發展，交集不夠。19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政界對文化建設的日益重視，學界對文化重構在社會實踐層面落實的渴求的增強，以及對政界關于文化建設的方略的理解的加深，政界與學界逐漸加強合作，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諧文化建設等方面有了文化自覺層面的合作。政界對學界在文化建設方面發揮作用有了更多的期盼和依靠，而學界則更加理性自覺地認同、接受政界的文化建設理念及其方針政策，積極參與到文化建設的實踐中去。特別是新世紀以來，在復興中華文化的旗幟下，以培育和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基礎，以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軸心，政界與學界進行了深度而有效的合作，展示了新時代的新氣象。
五、 40年文化研究的明顯不足
在充分肯定40年文化研究的成就的同時，我們應當實事求是地承認，其間也存在著諸多不足。
一是文化理論準備不足、建設不足。幾乎是爆發式出現的以傳統文化再評價為重心的文化研究熱潮，缺少足夠的文化理論支撐。盡管學界很快意識到這個問題，并努力進行彌補，但離滿足實際需要還有很大距離。由于本土的文化學理論先天不足，于是大量引介了外國的文化理論，而這些文化理論基本是文化人類學、文化社會學領域的，與我們的需求相隔甚大。其后，國內學者撰著的文化學理論，要么是在評介外國文化人類學、文化社會學基礎上生發開去的散點式論說，要么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主要是唯物史觀的模式去套，或者是在自己從事的學科領域范圍內的類比式闡釋。總之，自成一體、系統嚴謹、別具特色、吸納外國文化理論長處而又具有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風范的文化學理論，至今還沒有建立起來，需要文化研究界的艱辛努力和獨特創造。
二是現代化理論準備不足、建設不足。文化研究本身是一個系統工程，它需要其他諸多因素諸多環節的支撐，而現代化理論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環。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我們缺少自成系統的、成熟的現代化理論。改革開放后，在時代需求的迫使下，學術界采用拿來主義的方式，引進了西方的現代化理論。但是文化研究要解決的是中國文化的問題、中國社會的問題，必須要有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理論體系。傳統文化的現代性問題，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問題，都不僅僅是單純的文化問題，而是涉及社會現代化、人的現代化等方面的重大而又基本的問題。現代化理論的準備不足和后續的建設不足，使得文化研究的現代性難以在理論上自足，更難以在實踐中創生。這些年文化研究中諸多問題的無謂爭論，本質上跟現代化理論建設不足，研究者對現代化的理解有偏差密切相關。
三是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設結合不足。一般說來，文化研究是學界的專業，而文化建設是政界的事業。但從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構架及其運行機制來看，從文化研究的實際情況看，二者很難截然劃分。學界的文化研究，既然以振興中華為目標，以文化重構為任務，本身就是參與文化建設。傳統文化研究領域高揚的“闡舊邦以輔新命”理念，便是明證。而政界的文化建設方略、方針、政策的制定與實施，要吸納各方面特別是學界的成果，也少不了必要的研究。
四是理論與實踐相貫通不足。文化研究特別是傳統文化研究中，重視歷史傳統有余而直面當代實際不足，傾心書齋學問、關注形上研究有余而“轉識成智”、學以致用、知行合一不足。割裂“思想”與“學問”，甚至抬“學問”以壓“思想”的現象并不鮮見。甚至，有人公然宣稱，凡是講現實的，凡是與當今社會實踐相關的，都不是學問。這個問題，需要在日后的研究實踐中加以矯正。
五是對封建主義的批判、清除不足。40年文化研究的頭10年，不僅學術界，而且全社會都十分激烈地批判封建專制主義，同心協力清除封建主義余毒。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后，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潮流中，學術界缺少嚴肅的、有力度的對于封建主義思想文化的批判，沒有很好地利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和機制、沒有很好地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蕩滌封建主義的污泥濁水。
六是學科整合和建設不足。由于文化理論的準備和建設不足，以及由此而來的學科建設缺失，故文化研究者的研究缺少學科專業的支撐。就國家現有的學科學位建設歸置來看，文化研究者幾乎來自絕大多數文科和相當部分自然科學學科。文科的哲學、史學、文學、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人類學、馬克思主義理論，都有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自然科學的理學、工學、生命科學、環境科學等，也有文化研究者。幾乎所有的文化研究者都不是在“文化學”意義上進行的研究，而是依托既有學科，引進文化理念，面對文化內容，而進行的帶有明顯原有學科特質的研究。在文化研究開展40年后的今天，在大力倡導文化自信的時代，在建設文化強國的當下，加強學科整合，實現文化學學科建設的突破，正當其時。
六、 文化研究的未來趨勢和前景
未來的文化研究，如果以十年左右為階段的話，那么，大致以2040年為界限，將會出現這樣的趨勢，呈現出光明的前景：自覺追求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努力探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增強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追求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而推動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長遠一點看，在2050年左右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之際，在這個歷史時期，文化研究者們將通過自己的創造性的堅韌努力，通過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時代條件，創建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構建，為充分反映中國特性、民族特色、時代特征的價值體系的鑄造，奉獻出自己的才華。概略而言，當有如下趨勢：
其一，文化研究與文化建設相結合。隨著中華文明復興步伐的加快，隨著國力的進一步增強，隨著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增長，文化研究必然要進一步面對現代化建設的實際，面對生活實踐，自覺參與到文化建設的宏偉工程之中。而文化建設的宏偉工程的藍圖設計和具體實施者，也將進一步重視文化研究者的意見，重視吸納其有價值的成果，將其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
其二，更加關注現實。文化研究者將走出經院學術研究的老屋，邁進新文化建設的殿堂，不滿足于解釋歷史文化傳統，不滿足于描述現實文化現象，而是深入當代中國社會的實際，把握世界風云變幻的實際，改造既有文化，創建新型文化，以促進當代中國的“人的現代化”，推動社會轉型和文化轉型。
其三，更加關注理論。文化研究者將總結文化理論薄弱以至缺失的歷史教訓，總結40年文化研究的經驗，借鑒外國文化的優長之處，以馬克思主義文化學的構建為樞紐，創建適用于本國國情的、嚴整系統的文化學理論。
其四，更加關注文化學學科建設，文化學成為學理性強而且獨立設置的學位授權學科。
其五，重視文化的民族性，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未來的文化研究，將在這個基礎上，擯棄狹隘民族主義，光大理性民族主義，重視中國價值、中國精神、中國風范，在文化創造中彰顯民族智慧，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貢獻中國智慧。
其六，多元一體，多流匯歸。未來的文化研究發展態勢，將會有更多學者參與。不同學科、不同專業、不同視角、不同價值取向的眾多學者各自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眾聲喧嘩，各擅所長，推動中國文化研究日益深化和拓展。在“文化中國”的意義上，港澳臺以及海外華人學者參加的人數和范圍將進一步擴大，甚至西方漢學家也將更廣更深的參與進來。由此，形成一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最終多元一體、多流匯歸，中國文化研究成為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構成，中國文化的發展成為世界文化發展的有機構成。
其七，古今中西問題仍然是研究的重點難點。自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思想文化的傳統論題已由天人古今之爭轉變為中西古今之辯，其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現代化框架中處理中西關系、古今關系。盡管一百多年來歷經辯難，高論迭出，但這個問題至今并沒有真正解決，不僅在理論上沒有解決，而且在實踐上更沒解決。原因顯而易見，這就是中國的現代化還在發展進程之中，社會轉型文化轉型還沒有完成。因此，這個問題已經成為文化研究的重點甚至是難點。
其八，文化研究成為學術研究的顯學。黨和政府治國理政的“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以及強調“四個自信”中文化自信的獨特地位和作用，強調文化的“根”和“魂”的價值，給了文化研究創造了更為廣闊的空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支持和政策支持，從而能夠感召、凝聚更多的力量參與文化研究。在文化研究界，將會有更多的學者以更大的熱情，更堅定的信心，開展原創性的研究，為國家的現代化，為中華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思想文化的支撐。
原文載丨《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10期，轉自微信公眾號“董子與儒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