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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樂文化是中華文明歷經漫長歷史演進而積淀下來的獨特文化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努力構建與時代精神相契合的新型禮樂文化，對于堅定文化自信自強、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我們要在深刻理解“第二個結合”的科學內涵、重大意義及實踐要求的基礎上，進一步激活禮樂文化的生命力。

與時偕行：推動禮樂文化的現代轉譯

禮以立序，樂以導和。禮樂文化體現著中華民族追求秩序與和諧辯證統一的實踐智慧，為中華民族構筑了“修齊治平”的共有精神家園，有效維護了自身文化精神和文明體系。然而，在現代社會，以工具理性為主導的價值體系與禮樂文化重視倫理秩序及道德教化的傳統觀念之間形成了復雜的張力，既表現為傳統禮儀程式與快節奏現代生活的矛盾，又表現為禮樂文化傳承中“體”與“用”的割裂。前者體現在禮樂文化中“敬天法祖”等傳統觀念在城市化進程中逐漸淡化，比如在城鎮化率達67%、移動互聯網普及率達78.6%的中國當代社會，能夠前往祠堂、文廟、書院等場所參加禮儀活動的人并不占多數；后者則體現在禮樂文化傳播的快餐化、表象化，比如在“漢服熱”中，不少漢服愛好者往往只看重服飾外觀之美，反而忽視了服飾的禮儀內涵，從而陷入了“重器輕道”的誤區。同時，歷史遺留的對禮樂文化的非理性態度仍根深蒂固，這使得在當代語境下實現中華禮樂文化的現代轉譯還任重道遠。

禮樂文化的現代轉譯需要建構起闡釋話語轉換與傳承方式創新相結合的互補結構。一方面，要堅持“器物—制度—精神”的傳統分析框架，綜合運用宗教學、社會學等方法，全面展示禮樂文化的儀軌系統、音律體系以及禮器制度等內容，并深刻闡釋禮樂文化所蘊含的仁、敬、讓等精神特質，尋找與現代社會的契合點；另一方面，要在轉譯機制和路徑上下功夫，通過以器明道、化俗為禮、技術賦能等手段，搭建“歲時節令—衣食住行—人生禮儀”的體驗平臺，拓展“考古現場—博物館—城市公共空間—數字平臺”的傳播鏈條，建立“學術機構—社會團體—個體參與者”的協同網絡，從而形成中華禮樂文化現代轉譯的多維矩陣，傳承并延續禮樂文化精神。

禮樂文化應時發展而進行現代轉譯要堅持“損益”原則。子張詢問孔子今后十代的禮制是否可以預知，孔子回答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意思是說每個歷史時期的禮樂制度都有繼承和創新的問題，根據時代需求有所調整、變革。不過，孔子更強調雖然外在的禮儀形式每代都有“損益”，但其實質內容即“禮之義”應該保持連續性。由此而言，禮樂文化的現代轉譯并非單向的、斷裂式的，而應是一種多向度的、傳承性的創新模式。

經世致用：健全新時代的國家禮儀制度體系

從歷史上看，中國傳統社會的禮儀制度體系建設是全方位、多層次的，既融入國家政治制度，又滲透日常生活。從國家層面看，“五禮”體系的建構與延續促成了國家制度的禮樂化；從社會層面看，中國古代傳統生活方式以禮樂為基本特質，促成了日常生活的禮樂化。

進入新時代，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國家禮儀制度建設，有計劃地建立和規范了升國旗儀式、入黨入團入隊儀式等禮儀制度，在禮典體系、禮典規制以及禮典組織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2019年10月1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次慶祝活動是“國之大典”，并給予“氣勢恢弘、大度雍容，綱維有序、禮樂交融”的高度評價。此外，“七一勛章”頒授儀式、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烈士紀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儀式等禮儀制度在凝聚力量、教化人心、鼓舞士氣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彰顯了禮樂文化的時代力量。

健全新時代的國家禮儀制度體系，要注重三個層面的創新發展。價值層面，新時代的國家禮典體系應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結合，注重人民性與科學性，同時融入平等、尊重等現代價值觀念，尋求個體、家庭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統一。制度層面，要繼續加強國家禮儀制度體系的法治化建設，在已有憲法宣誓制度、《國家功勛榮譽表彰條例》等制度基礎上，繼續完善相關配套政策法規，為構建既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底蘊又有時代特色的國家禮儀制度體系提供法律保障。社會層面，通過制定和推廣鄉規民約，將尊老愛幼、謙和禮讓、誠信友善等道德規范轉化為符合現代生活實際的禮儀準則，尤其要注重家庭與社會的異質同構關系，通過家禮、家儀的重建，推動禮制建設從社會延伸至家庭。

需要指出的是，禮儀制度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其實用價值。南宋朱熹尤其重視禮儀的實用性，強調禮樂建構應“刪繁就簡”，使其對普通百姓來說更易于遵行。就婚禮而言，先秦時期的婚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六道程式，朱熹在不損害禮義的前提下，對婚禮程序進行了簡化，只保留了納采、納幣（納征）、親迎三種儀節。這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做法，在朱熹看來，禮儀形式因繁瑣而不能使人感到暢曉明白，便無法推廣，他說：“若圣賢有作，必須簡易疏通，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因而禮儀要隨時裁損，使之簡而易行。新時代的禮儀制度創新同樣要堅持以實用為主，讓禮典真正服務于現代社會的需要。

固本培元：重塑禮樂教化的治理信念

禮樂文化蘊含著豐富的道德資源，呈現出鮮明的人文特質。先秦儒家將“禮”視為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標志，《禮記·曲禮上》言：“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人之所以為人，就在于吃飽穿暖后還能夠知禮、好禮并循禮而行。與此同時，禮樂文化還是道德實踐的載體，承擔著塑造人格的功能。孔子曾提出“庶、富、教”的國家治理主張，增長人口、發展經濟、教化民眾三者形成一個依次推進并相輔相成的閉環結構，人口的增加和物質的滿足是國家發展的基礎，但國家發展、社會進步的根本推動力還在于教化人心，使人們達到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滿足。作為傳統中國極為重要的社會治理方式，禮樂教化作用巨大。王夫之就說：“夫禮之為教，至矣大矣……五倫之所經緯，人禽之所分辨，治亂之所司，賢不肖之所裁者也。”禮樂教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夠經緯五倫、分辨人禽、主宰治亂、裁定賢與不肖，這些恰恰是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基本要素。

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政、刑相輔相成的教化主張曾在古代社會治理等方面長期發揮積極作用。但明清以來，隨著君主專制的強化，禮樂教化也逐漸異化為維護專制的工具。新文化運動時，“禮教”便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不少人把“吃人”與“禮教”直接畫上了等號。此后，禮樂教化的功能被嚴重低估，甚至成為封建糟粕的代表。對此，我們有必要把儒家的禮樂教化思想與歷代統治者維護統治地位的制度化“禮教”區分開來，要充分認識到禮樂教化強調的是人的全面發展，它不僅關注個人的道德修養，也關注社會的和諧穩定。同時，禮樂教化是一種非強制性的治理方式，它通過“禮”的規范和“樂”的感化，促進道德與法律的有機融合，為社會良法善治提供道德滋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我們應重新認識禮樂教化的重要價值，通過制度創新將其納入新時代文化建設和社會治理。重塑禮樂教化的治理信念，首先要將禮樂文化的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可以探索在基礎教育階段設置“禮樂蒙學”課程，在高等教育階段開設“中華禮樂”通識核心課程。同時，在課程革新、評價轉型等方面做好配套，使禮樂文化的教育能夠真正落地。其次，要加強公共文化空間的儀式重構，大力支持各地利用祠堂、文廟、書院等公共文化空間開展儀式性活動。比如，20世紀80年代以來，山東曲阜在每年9月28日孔子誕辰日都會舉辦祭孔大典。這種傳統祭祀禮儀的現代重構，不僅能夠表達對孔子及其思想的敬意，還能夠培養觀禮者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敬畏之心。再次，要利用數字媒介擴展禮樂教化的實踐范圍。數字媒介的發展有力推動了禮樂文化在表現形式和傳播方式上的革新，提升了人民群眾尤其是青少年群體的人文素養，是新時代禮樂教化的重要途徑之一。

禮序樂和：貢獻文明交流互鑒新智慧

在中華文明對外交流史上，禮樂是古代中國進行文化交流傳播的重要載體，對于穩定周邊關系、促進經貿、傳播思想、構建文化認同等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價值更加凸顯。在文明交流互鑒中，禮樂文化不僅能夠為提升國家軟實力、增強國際影響力貢獻有益資源，更為重要的是，禮樂文化所蘊含的價值理念也可以為文明交流互鑒貢獻新的智慧，并在這一過程中使自身獲得新的生命力。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大量禮樂元素具有很強的審美性。在對外交流場合，禮樂文化通過精心設計和集中展示能夠滿足人們的心靈需求，與觀眾產生強烈情感共鳴。2023年5月，在中國—中亞峰會的盛大歡迎式上，64名舞者獻上中國傳統佾舞，向中亞各國賓朋致以最高禮敬。這正是禮樂文化在當代社會的應用，展現了中國的歷史文化底蘊和時代精神風貌，對于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大有助益。

在文明交流互鑒中，我們不僅要重視中華禮樂文化元素的輸出，更要重視以中華禮樂文化的思想資源創新國際交流合作中的價值理念。如果說前者還是一種被動解釋，那么后者就已轉為主動的建構。禮樂文化中蘊含著“和而不同”的文明觀，追求秩序與和諧的有機統一是其核心價值。在這一框架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可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進而構建起更加和諧的國際關系。這種“禮序乾坤，樂和天地”的價值理念，堅持對話而非對抗、包容而非排他，為破解“文明沖突論”提供了中國方案。

站在文明傳承與創新的歷史交匯點上，進一步激活中華禮樂文化的生命力，不僅是中華文明永續發展的內在要求，更是人類文明演進的歷史必然，體現著中華民族在現代語境下鞏固文化主體性的偉大實踐。這種歷史的巨大跨越不是單純地喚醒文化記憶，不是簡單地進行古今對接，而是通過“守正創新”實現中華文明的“新命”。在“第二個結合”的理論指導下，在“返本開新”的文化自覺中，在“百姓日用即道”的生命智慧里，我們堅信禮樂文化的傳承發展一定會有光明的未來。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本文系2024年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項目“‘兩個結合’的重大意義和豐富內涵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4&WZD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