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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以來，西方學術界對中國文論研究不斷深入，國內比較詩學研究呈現出深化和擴展的趨勢。這表明，學術界已逐步改變“以西方文論對中國的影響為研究中心”的傾向，開始關注中國文論在本土以外的傳播、影響和價值。由此，在世界語境中重返中國文論，解析中國文論的跨文化書寫，鑒識跨文化研究成果，這是當下比較詩學領域的一項重要工作。

自1867年英國漢學先驅偉烈亞力的《漢籍解題》（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問世以來，英語世界對《文心雕龍》的讀解已走過百余年歷程。這百余年的傳播帶來了富有價值的學術問題和研究資源。從中國本土語境出發，在世界文論場域中對中國傳統文論話語，特別是其中重要的范疇、命題和文學思想予以重新體認，同時對海外漢學領域相關研究成果展開批判性研究，在中西文論的對話與闡發中相互激發，審視跨文化闡釋中的過濾、變異、轉化、誤讀及其深層學理原因，并在中國詩性言說的傳統中發掘具有現代性價值的言說方式及思維方式，解蔽其在跨文化傳播中被遮蔽的思想內涵，是中國文論進入世界文論的重要一步。

文字層面。通過檢視《文心雕龍》元范疇“文”“氣”“情”“味”的英譯可知，英語世界的傳播者主要采取三種變異策略，呈現三大變異特征。陌生化策略、語義重構與變異策略、意義還原與拓展策略；三大特征即所指淺化、語域擴大和形式重構。為此，我們應突破中西語言文化的隔閡，依據受眾類型與接受習慣制定差異化的闡釋方案：面向大眾群體的譯本，翻譯時應在保證精準的前提下，將文化要素融入行文脈絡，減少獨立注腳對閱讀流暢度的干擾，通過隱性表達降低理解門檻，從而拓展文本傳播的廣度；針對學術研究型的譯本，翻譯時應采取主文本與輔釋并行的策略，主文本的處理應遵循“以簡馭繁”原則，將核心概念用漢語拼音音譯，構建區別于傳統漢學體系的新型術語系統，輔以英語注解，配套釋義部分應突出學理性，對關鍵術語進行系統性梳理，凸顯概念在不同語境中的語義變化。這種“去范疇”和“再范疇化”的方法，可為中西之間富有成效的深入對話創造條件，引導西方學術界主動關注新型術語體系及配套闡釋，逐步推動中國學術話語的概念集群被國際學術界接納。

文論層面。通過檢視《文心雕龍》美學范疇“神思”“風骨”“比興”“定勢”在英語世界的譯釋可知，海外學者對中國文論的誤讀源自他們一貫以西釋中的求同思維。這種思維會遮蔽中國傳統文論特有的民族性。他們雖然借鑒中國學者的觀點，但立足點還是自己的感受，而這種感受不可避免地夾雜著西方詩學的傳統烙印。因而他們的譯釋常常是語言外殼的替換，而意義內涵卻與原義相去甚遠。這種依賴母語文化進行似是而非的比附、機械解讀原典的行為，滿足的不過是在其他文化中尋找回聲的癖好。因此，在跨文化語境中，中國文論的這些命題很難以準確的言述方式譯釋。筆者認為，跨文化傳播應擺脫“一一對應”的單義性闡釋目標，突破所謂“完美詞典”的窠臼，避免滑入“文化簡化”的誤區。為兼顧譯本的可讀性和準確性，譯者可將這些范疇置于中西文論多元交流的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采取“多重定義法”進行闡釋。“多重定義法”可將范疇所涵蓋的一系列意義都統攝進一個序列圖式，范疇的不同意義都得以展現。如此一來，中西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融合無間，既能保持相對獨立，又能自如調節，有利于促成中西文論的碰撞、交融與創生，提升中國古典文論的世界意義和現代價值。

文化層面。通過分析劉勰文道觀、世界觀及古典主義思想在英語世界的闡釋發現，在《文心雕龍》跨文化傳播的百余年歷程中，通過“原道”的跨語際闡釋，劉勰的“文道”理論以獨特的理論形態滲入西方詩學體系中。在譯者的文化無意識轉譯中，語符發生了創造性改寫。源語中“道”內核的語義出現了缺失與位移，這反而為文道思想開辟了多維闡釋空間，使得這一東方詩學精髓在跨文化對話中展現出持續的生成性。此外，從劉勰文藝理論體系的本質論、發展論及風格論三個維度剖析海外研究中的邏輯缺陷與認知局限可見，劉勰的文學觀念實為實用文論與審美文論的動態平衡體，其崇古立場并非拘泥于擬古主義的機械復刻，而是表現為“返經立極”的創造性闡釋——既主張以儒家經典為雅正文體范式，又著力破除當時矯飾文風的積弊，通過重構“文質彬彬”的統序觀來矯正南朝文學的形式主義迷途。這種看似復古的“通變”策略，實質上構建了“以復古為維新”的辯證發展觀。至于《楚辭》闡釋中出現的“質文關系”與“奇正張力”的權衡，恰是劉勰儒家詩學主體精神的具象化呈現，而非簡單的古典主義退守。施友忠所謂“新古典主義離心論”實為闡釋學誤判，其將劉勰的經學化文論割裂為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不僅遮蔽了“宗經”思想中革新文統的深層訴求，更導致海外學術界對六朝文論轉型期的認知窄化，難以把握中國古典文論“守正出新”的演進邏輯。

英國文化研究“伯明翰學派”的代表人物斯圖亞特·霍爾曾提出，意義依賴于對立者的差異。我們只有建立起與“他者”的對話，重返古典文論語境，借異識同，借無得有，深入闡釋其入思機理，彰顯中國文論原生態的底色，才可從西方文論標桿下的“照著講”變成因革傳統古典文論的“接著說”。在“接著說”的過程中，最能體現《文心雕龍》特色的當數元范疇、美學命題和文學思想。對這些元范疇、美學命題和文學思想的分析既是理解原文的易進之路、漸悟之方，更是構建傳播之力的階藉之由、始涉之津。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我們不能挾洋自重，也不必談西色變，須具備全球視野，充分考慮中國古典文論的“世界性因素”和“現代價值”，實事求是地對在世界范圍內展開的中國文論研究予以客觀考量。首先，沿著范疇、命題和思想重返古代意識，溝通世界場域對中國文論的理解，才可名正言順地展開中國文論特有的詩意言說；其次，從跨文化的角度對海外傳播中的相關誤讀給予歷史性觀照和學理性闡釋；最后，探討中國文論同西方詩學架構性分異表象下的潛在相契與融通之域，審慎辨析二者深層的思維進路與表述維度，方能為雙方有效對話筑牢意義基石。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英語世界《文心雕龍》百年傳播研究”（20BZW011）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江蘇大學文學院教授、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訪問學者）